此事最奇怪的是“死、伤者皆*”，为空前罕见的怪事，令明末清初的名人学士大惑不解。例如：
有一绍兴人士周吏目的弟弟，名周季宇，当天上午去菜市口买一蓝纱褶，中途遇上6个友人，于是停下行礼拜揖。礼还没拜完，头忽然飞去，而另外6个人却纤毫未伤；在粤西会馆路口，有一学馆，其中有学童32人，一响之后，先生和学生俱无踪迹；宣府新推总兵正出门拜客，走到圆宏寺街时，一声巨响，一行7个人都没了踪影，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匹据说是花千金才买到的宝马；承恩寺街有一女轿经过，震后，只见打坏的轿子仍在街心，而女子、轿夫都不见了；而经过玄弘寺街的女轿则幸运多了，一响掀去轿顶，轿中女子身上的衣服没了，人却没事。
很多死者和伤者均赤身*，寸丝不挂。有一长班（侍从），巨响之后，帽子、衣裤、鞋袜一霎那全都不见了；有一人因压伤一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见街上妇女赤体而过，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半条脚带遮掩着，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披着一幅被单，一会工夫就过去了数十人，那人见了哭笑不得。
屯院何廷枢正要出门拜客，大震一声后，全家人被埋入土中。何廷枢的两三个文书手持锹镢站在瓦砾上，大呼道：“底下有人可答应！”忽有人应道：“救我！救我！”众人问道：“你是谁？”应道：“我是小二姐。”原来是何廷枢的爱妾。文书赶紧把她刨出来，只见她“身无寸缕，以手掩阴，羞赧无措”。一文书急忙脱下大褂给她盖上，扶着她骑驴走了。[6]
震崩后，有人报信说，许多红细丝衣等都飘至西山，大半挂在树梢上；还有的飘到了昌平教场中，器皿、首饰、银钱无所不有。户部张凤逵派长班前去验对，果不其然。丰润等县治，树上也挂满成堆的衣服；还有的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别人家中；“更有失手足头目于里外得之者”。而落在昌平州教场的衣服成堆。户部（管民政的机构）派长班去昌平查验，长班回来报告果然衣服、器皿、首饰、金银、鞋袜俱有。户部张凤奎将此事写入奏折向皇帝汇报。
文献中“但见飙光一道，内有大光”，“烟尘障空，白昼晦冥”等记载与现今科学证实了的陨石坠落时会出现的情况很吻合。而且当陨石坠地时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声响，这与记载中的“有声如吼”也一致。不过“陨石说”又难以解释爆炸发生之前出现的那些情况，以及为什么会将几吨重的大石狮子抛到数里之外。对于陨石坠落这样一件大事，在历来重视天文观测的中国，有专门的天文水利观测记录中却点滴未见，很难解释得通。[11]
龙卷风灾难说
龙卷风是一种小范围的强烈旋风，寿命短，属于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因此，龙卷风的发生必须具备对流性天气发生的条件。龙卷风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所经之处，树木、房屋、农作物等都可能被席卷一空，撕得粉碎。但震后有人入京报告，西山飘来大量衣服挂于树梢，随风飘扬。昌平州教场中衣服成堆，器皿、首饰、银钱也落得满地都是。选择性地转移物品，没有人感觉到风的存在，说明灾难当时没有发生龙卷风或飓风。[10]
火药焚爆说
对于这次巨大灾变，明末清初的志、史书中多认为起因是“王恭厂灾”，意为皇家部队的火药库爆炸引起的。王恭厂明中叶一度制造过火药。我国是世界上火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使用□□的国家，早期古代制造火药系为兵卒释放作为联络信号，另外，明代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期，其中军事科技，也不例外，得到了大发展，有可靠资料显示中，明代军队对于火药□□的使用非常广泛，明朝中后期，明军使用火器的部队，高达百分之六十。另外百分之四十分别为百分之二十的骑兵和百分之二十的步兵，其中骑兵亦有一部分使用火器的骑兵，因此可知，王恭厂，确实有一定数量的军火储存，王恭厂附近有兵营和军火库以及兵工厂，驻有士兵，但其规模比不上现代中国的兵工厂大。即使是军火仓库里火药成堆，但当时的黑色炸药威力相对较小，所以就有人推测，就算全部点着，也不过将军火库以及周围的房屋烧光、焚爆为平地而已，绝不会死伤数千数万人。特别是当时的司礼太监若愚明确记叙“王恭厂”是负责管营建的皇家部队后勤部。有钱、粮草、马匹是真的，也不排除有储备火药的库房，所以将都城灾变一起推给王恭厂爆炸是错误的。当然，王恭厂也在爆炸范围内，居住附近的百姓说王恭厂有铁砂纷纷飞散，但这是在“蘑菇”云、“灵芝”云落地之后，冲击波摧毁了小火药储蓄室必然的结果，绝非王恭厂失火引起的灾变。况且史、志各书如实记载这次灾变“不焚寸木”、“焚燎之迹全无”，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恭厂，是灾变的受害者，根本不是灾变的罪魁祸首。[7]
史书记载编辑
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尤其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
明宫史
明朝天启皇帝的司礼太监刘若愚，是这次大灾变的目击者之一，在他所著的《明宫史》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这场巨大灾变：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辰时（注：上午7～9点），忽大震一声，烈逾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门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惟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然，其余了无焚毁。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12]
明季北略
明末著名历史学家计六奇在他写的《明季北略》一书中，也生动地叙述了这次大灾变：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注：上午9～11点）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震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二万余，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腾空而下，无所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京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天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
天变邸抄
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为这场大灾变而颁发的“号外”—《天变邸抄》之中。《天变邸抄》还记载了大震爆发后许多人失踪的事件：
“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大街五千斤大石狮子飞出顺城门外”。
“长安街一带，时从空中堕人头，或眉毛或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德胜门外，坠落人臂人腿更多”。
“宣府新推总兵拜客至元宏寿大街，一响和马同长班七人并无踪迹”。
“粤西会馆路有慕师开学，童子三十二人，一响之后，先生学生俱无踪迹”。“承恩寺街有女轿八肩过，震后，只见轿打坏在街心，女客轿夫俱不见”。
先拨志始
明代学者文秉在《先拨志始》：
“从西北起，震撼天地。黑云乘之颠荡，坏民居室数里无存，驴马鸡犬殆尽，断臂折足破头缺鼻者，枕籍于街”。
明史
《明史·五行志》记载：
“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烟尘蔽空，自昼晦冥，凡四五里”。
丙寅北行谱
朱祖文在《丙寅北行谱》一书中记述：
“忽闻恭厂地雷之变，地裂一十三丈，火药腾空，不焚寸木，而倾复房屋以万计，男女以千计，声震宫阙，为古今所未有”。
芜史
《芜史》记载：
“王恭厂署在都城之西南隅。天启六年五月忽大震，拔大树二十余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厂房屋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数千人。乃改卜于西直门街北建厂，熹庙赐名曰安民”。“屋至东华门，坍颓稍缓，内阁格窗倾毁殊基”。
日下旧闻
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一书讲述：
“天启丙寅五月六日，王恭厂忽震烈。平地陷两坑，约长三十步，阔十四、五步，深两丈许”。
两朝丛信录
明代学者沈国元在《两朝丛信录》一书中转载了当朝御史王业浩呈天启帝的奏折：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臣等于辰刻入署办事，忽闻震响一声，如天折地裂，须臾，尘土火木四面飞集，房屋梁椽瓦窗壁如落叶纷飘。臣等俱昏晕，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拼命扶行，及至天井，见火焰烟云烛天，四边颓垣裂屋之声不绝。又觅马出衙门，首见妇女稚儿泣于街，则知屋碎坏不胜计也。震压冲击，蹂踏死者，不可胜计也。比策马行不数步，又见万众狂奔，家家闭户，则因象房（注：王恭厂附近有皇家畜养大象的苑囿，故此这一带至今仍叫做象来街）倾倒，群象惊，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骑至朝房，惊魂甫定。”[6][7][12-15]
影响编辑
灾变后，明朝举国上下一片慌乱，人心惶惶，朝野震动，怨声沸腾。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倒行逆施、贪污受贿、*成风所招致的“天谴”，“苍天有眼惩治朱家王朝”；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上天示儆（警告）天之子”，上书要求皇上“反躬修省”。灾后第三天，皇帝颁发圣旨追究大臣的责任，下了一道“罪己诏”，将自己骂一通，并表示要亲自赴太庙祭拜。他指示所有的“中外臣工”都要穿朴素的服装，务必竭力虔诚地“洗心办事”，“痛加反省”，以便期望王朝“长治久安，万事消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