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时，所谓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织妇。
在官营手工业为主流的时代，私营手工业者很少，管理起来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么手工业品，直接由官营的工商食官负责。从车轮弓箭到铜锡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专门的匠人负责制造。
只是随着这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在大城市出现了不少的私营手工业者。
适的哥哥就属于典型的私营手工业，不受直接管辖，但还需要缴纳各种赋税。没有授田权，原本也没有从军权，但从几十年前战争规模扩大后，手工业者也需要服军役了。
这对各国的施政者是个很大的考验，旧时代的制度无法照搬，新时代的制度还未完善。管理和税收，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时代的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边井田村社上的农产品发展出来的，将社会剩余财富集中于城市。
手工业者的出现，各国的道路建设，货币出现和剩余产品交换，让城市终于从专职的统治城堡变为了真正的城市。
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手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大量的人“变业”，从农夫变为了手工业者和商人。
这个问题在五霸之时，就已经出现，所以各国才希望“父子相继、世代从业”。
一方面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农夫。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私营手工业者不是很好管理。税收、军赋、军役、劳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的农夫管起来容易。
管理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的执政水平，管理授田制农夫则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平和那么多官吏。
宋国没有那样全面管理的才能，因而对各种手工业者收货币税的同时，又收以实物军赋。
譬如一个制轮的木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一个车轮；一个制皮的皮匠，每年可能需要缴纳一部分甲皮。
这都是为了战争需要，是赋不是税。必要的时候还会征召这些人专门制作。
这不是全面的税赋，只是专业赋，因而也难以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
当年管仲在齐国的政策是对富商贵族征实物赋，譬如手中握着百张债券的必须缴纳一辆马车，这样一来富商贵族不可能自己去做，而是会去买。既增加了军赋，又促进了手工业发展，也可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商品交换。
宋国则完全不同，只是征收专业的实物赋。制轮的木匠不可能去买个车轮交上去、制皮的匠人也不可能买些甲皮交上去。虽然军赋也收上来了，可是手工业的发展被遏制了。
宋公应该也不傻，但齐桓公有权有能力有军队从小贵族富商手中征税调剂；宋公连坐稳位子都要求楚国帮忙，敢从贵族富商手中征税早被人赶走了。
当然齐桓公管仲那么做的后果也是残酷的。田氏施恩大斗小斗吸引农民逃亡不说，官山海和调剂政策也在田氏的封地内根本不实行，借用商人小贵族的力量将齐侯的钱袋子扼死，也得到了小贵族和富商的支持，从而多次政变逐渐夺权，姜齐已完。
指望宋公能改革，那是做梦。
做梦不好，所以还得面对现实，墨子说得问题，那就确实很严重了。
不解决实物赋，就不可能雇佣那些手工业者专门从业做某些事。
攻木之工有七：轮、舆、弓、庐、匠、车、梓。如果是私营手工业者，做木匠磨坊应该都可以胜任，但如果工种太分散，实物赋的缴纳很难完成。
适考虑了一下，问道：“我曾听说，先生做马车是一把好手？”
墨子也没有自谦，笑道：“比做车，虽然年老手僵，可这天下应该没人比我更快了。”
适便道：“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能解决的。攻木之工，我们只用那些和制作车有关的工匠。人多分工而作，相互帮忙互相取利，原本可能一个月才能完成的赋，交相得利分工而作，可能十天就能完成。”
“以先生之名、斧矩斤之声，想来聚集商丘附近的车、舆、轮三工，也非难事。人求利，我们建造磨坊百倍之利，分润出去让他们所得比在家中要多，自然可以。”
七匠之中，舆是车厢。车、轮、弓不必说。匠，是建造师；庐，是具体盖房子的；梓，是制作木匠工具的。
车、舆、轮三工就够，剩下的基本都用不上。
适又稍微解释了一下，如今墨家手中有一部分黄金，还有自己的制械作坊。
墨家的制械作坊没人管，也没有人收税。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生产生产各种守城的兵器。昔日守宋有约，宋公不管；大贵族们不愿意招惹；小贵族和官吏惹不起。
制械作坊各种工具齐全，远比那些小手工业者的效率更高，而且墨家也有管理生产的能力，将人集中起来生产正可以提升效率。
墨子考虑了一阵，说道：“他们不是墨者，又该用什么称呼呢？”
“工匠会。会者，同类相聚也。《车攻》曾言，会同有绎。本来我想用同业会为名，但会同二字非天子不可同用，所以便用工匠会为名。”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东西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全然不同的。在生产力极度发展到行会阻碍生产力继续进步之前，行会是进步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自由雇工工厂制的时候，行会又是反动的。
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墨家正可以组织木匠行会或是其余工匠行会。
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能作为墨者的后备军，本来在适加入之前，墨者的主力就是城市手工业者。
等到铁器工具出现后，又能快速通过行会组织传播新技术。技术革新的速度快于行会腐朽形成利益集团的速度就行。
以墨子、斧矩斤在木匠行业的号召力，组建这样的行会很容易。除非公输班复生，否则无人能与之争。
至于组成行会之后，下一步对行会组织的渗透，那就是另一说了。
也正好给秘密行动的墨者，一个公开掩护的身份。
宋国脆弱的管理能力和集权水平，根本管不了墨者，要不是墨者有纪律严禁去管那些贵族夺权政变的屁事，可能墨子的木门三五日就会被贵族挤破，礼物能堆成山。
宋国无所谓，可要前往那些已经开始尝试变法集权的国家行动，再直接用墨者的身份难度就有些大。
这件事并非是关系到墨者大义的事，因而按照程序不需要七悟害齐聚商量，只要专门负责磨坊制作的这些人决定就好。
在陈诉了利害得失后，斧矩斤道：“我觉得行。相聚一起，各自分工，这些人各自缴纳的赋用不了多久就能完成。完成之后，方能随我们去建造磨坊，否则人手不够做起来就极难。”
“再者，若这行会形成，也可以互通技巧。先生大巧利天下之物，也能让更多的人学会。我虽木梓之术不如先生，但也算是有几分手段，教教这些人也是可以的。”
墨子盘算一下，说道：“中！那就这么办。不过这事还是适出面去做，我和斧矩斤要忙着制作器物。你虽心巧，奈何手不巧，会说不会做。你这书秘啊，看似无具体之职，却事事都要忙碌。”
适赶忙道：“若行义为了建造乐土之城，我便是行义的一块泥坯，哪里用我哪里搬。弟子既然选择留在墨家，自然无悔，做的越多方越能行义。”
墨子听着哪里要用哪里搬的话，笑着微微摇头，叫适取来竹简，写下巨子之令让适负责这件事。
在竹简的下面签下自己名字，交由造蔑启岁保管好，便放手不管专心去琢磨适在地上画的或是说的那些听起来便可大利天下之物。
这算是适第一次以真正墨者的身份，主管一件巨子交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