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影合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下之郑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墨家在泗上实行的政策，用另一种方式影响到了宋国泗水沿岸的诸多城邑。
随着泗上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了下冶铁中心、学术中心、纺织、玻璃火药军工军械的生产中心后；随着泗上土地变革的完成，大量的农夫有了余粮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内部开拓；随着河运船舶的发展……陶丘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利变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对外影响墨家一直秉持着“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爆发之后，酿酒、纺织这些东西都能获利，原材料价格上涨，墨家作坊生产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钱来购买，也促使了许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可是，没钱。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这在以往，足够“禄足以代其耕”，专门习练武艺车战御射之术，足够成为专职的军事贵族。
可现在……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自己一年一万七千斤粮食的地租，看着潡水一战致师挑战的勇士被墨家的枪炮轰击成了筛子，看着泗上商人往来获利百倍成为“素封”之君……
当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谨守礼制，每年春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带头耕种鼓励农夫，收取地租过着脱产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却是求利的，一个个年轻贵族在听闻了潡水之战致师勇士被打成筛子后心态巨变；一个个年轻贵族看着率先种植土豆酿酒、种植棉花售卖、种植靛草获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红了，什么礼制在利益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没有管辖陶丘的情况下，陶丘这个商贾云集之地便自发地产生了诸多变革。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校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地广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为这场变革的宣泄口，有墨家远超时代的组织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带的变革就在这十几年内并没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这些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樱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贵族们每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土地的变革，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陶丘这座下之中的商业城市，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商饶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手工业者、商人每日聚会，听墨家的讲学，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影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剩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贵族能够在变革中获利，受到利益的驱使自发地转变身份，成为经营性的地主和农场主。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沟两条运河，让河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勾连和黄河和长江的水系让这里的商业可以对外扩展。
对越国的战争获得了各种商业优惠，成为商品倾销地的同时，也让越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国内乱之后墨家在楚国的渗透，也让长江一带的楚国城邑成为市场；百越等蛮族在水运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倾销大量的货物，换取北方急需的各种商品……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邪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历史线上的商鞅在秦国的变革也是如此：秦国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观秦简，卖什么的都有记录，唯独没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若非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读墨家的书籍，或许他们也难以理解泗上的发展，正如吴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发的感慨一样。
技术变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力量，但是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制度更能激发这种力量，遥远的秦地连铁器尚未普及。
于是还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见一切，便只能望而兴叹，感慨莫名，虽知善政却不能行亦无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