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就是不一样！”虞尧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也不禁暗暗感叹。很显然这名刑讯专家可不是那种只知道用蛮力拷问犯人的莽夫，而是受过专业训练，且有丰富实践操作经验的职业行刑人员。
这名刑讯专家打开了他带进来的一个包裹，里边是两个看起来十分厚重的牛皮卷轴。他将这两个卷轴打开，摊放在陆久身前，似乎是故意要让他看清楚里面的物事。
左边的卷轴里插满了各种精巧的小工具，针、钩、镊子、指虎、小刀等等，每一种工具又有数个不同式样和尺寸。光是小刀便有十来把之多，全是精钢打造，连柄在内四寸来长，外形十分精巧，刀刃或直或弯，显然是有着不同的用途。
右边的卷轴尺寸更大一些，展开以后，上边插着的工具倒是有八成与左边的小工具外形相似，只是尺寸要放大了许多。而不同之处则是右边多了钳、锯、斧、凿之类的工具，看样子应该是大动作才能用到的东西。
虽然虞尧只是一名旁观者，但看到刑讯专家将这些冷冰冰的工具慢慢展示出来，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丝寒意。而至于即将受刑的陆久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想必更是要比他紧张得多。
“将军若是要在此观看，还请退开几步，以免待会儿被血污溅到身上。”刑讯专家很是细心地提醒了一句。
虞尧回过神来，摇摇头道：“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我去看看其他地方的进展。你下手掌握好分寸，这个人知道的东西应该不少，活着比死了有用。”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虞尧不希望因为自己在这里旁观而影响到下属的发挥，而且他也没兴趣看这种近似于活体解剖的行刑方式，干脆便找个借口先行离开。
除了陆久之外，在此次行动中从正源记抓捕的其他人员也都在分头受审之中，虽说这些人掌握的信息多半比不了陆久，其中可能还有根本不知情的无辜者，但当下这种局面肯定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不管如何都得先审一审再说。
除了对已经被抓捕的人员进行紧急审讯之外，本地调查工作的另一部分便是对正源记进行彻底搜查，并将搜出的所有证物追根溯源，收集其中有用的信息。由于澎湖进行的抓捕行动没有任何的预兆，正源记没有来得及毁掉商栈内的账册货单等资料，而这些书面记录中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掉。
为了查明这些资料中是否有关键信息，虞尧下令从本地的商务部、港务中心及海汉银行调来了数名会计，由这些专业人员来对相关账册进行仔细检查。
按照漳州对犯人审讯所得的消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止来过澎湖，还造访过台湾岛上的高雄港。而依照其在澎湖的操作模式，极有可能也在当地设立了叫做“正X记”的商业机构来作为掩护，然后暗中从事某些针对海汉的阴谋活动。
以防万一，虞尧还是尽快给高雄港的主官厉斗发了电报，向他告知了在澎湖查获此案的大致经过，并劝告厉斗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时间多拖几天，让潜伏在高雄港的对手提前有所防备，不管是毁去资料还是驾船潜逃，对海汉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失误。
当然了，既然对手连澎湖和高雄这种地方都派遣了人员潜伏，那可想而知海汉在海外地区的其他贸易港应该也在对方的算计之中。所以当下需要立刻进行排查的地区并不是大明沿海，而是海汉控制的各处贸易港。
这个情况与执委会先前的判断是截然不同，但虞尧权衡利弊之后，果断选择了先追查眼下出现的线索，并将这个情况通过电台迅速通报出去。
虞尧在澎湖的这个发现非常关键，由于海汉在通信技术方面的优势，各地的调查进展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通报到其他地方，远远快于自己的对手，这样一来，对手便无法再赶在海汉前面去切断正源记这样的线索。即便正源记的掌柜陆久暂时还没有开口招出更多的情报，但漳州正福记和澎湖正源记两处地点的接连暴露，已经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让海汉找到了追查对手行迹的重要规律。
在澎湖东窗事发的第二天，台湾岛的高雄港也突然毫无征兆地进入到全城戒严状态，港口被海军部队全盘接管，禁止所有船只擅自离港。紧接着驻军便以迅雷之势在城区包围了几处地方，然后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强攻，抓捕了若干人员。
高雄城区各地很快便发布了盖有高雄管委会大印的公告，行政主官厉斗宣布这些抓捕行动是针对潜伏在本地的一伙极为危险的江洋大盗，待案情查明之后就将会重新开放港口。在封城期间，任何尝试强行离开高雄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畏罪潜逃，一律作为疑犯处理。
有漳州和澎湖两处地方的经验在前，高雄当局在处理此事的时候就显得从容多了。相关部门通过与澎湖一样的方式查实了日本商人田川健司在高雄设立的机构，并且对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抓捕。
对相关地点的搜查也没有让厉斗失望，缴获了数支包着油布保存得非常好的火枪。而在这边所找到的账本等物品，也证明其经营方式与澎湖的正源记如出一辙，也是从本地收购一些土特产之后稍作加工，然后贩卖至大明沿海。不过这些生意应该只是明面上的掩护，而真正的赚钱的部分，估计还是从大明采购物产，然后转手运去南海卖给西班牙人。
当然现在这些从大明采购的物产又增加了一条理论上的销售渠道，既然在背后主持此事的是一名日本商人，那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商品也会被运去日本发售。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古来有之，每年到大明采购各种商品的日本商人也并不鲜见。虽然从1635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就已经开始施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大明和荷兰却是唯二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而且限定要在长崎完成交易，大明的各种商品依然能够因为这种特殊待遇进入日本市场。
不过除了德川幕府所规定的这种交易方式之外，一部分经营海贸的地方藩主也依然会自行与别国进行贸易，比如对马藩的宗氏与朝鲜国，萨摩藩的岛津氏与琉球国之间的贸易。而一些产自大明的商品，也会通过这种间接的贸易渠道流入日本。
随着调查工作在福建海峡地区接连不断地取得进展，更多的真相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去了掩饰之后显露出来。情报部门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对手在福建海峡地区组织安排各种事务的负责人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过考虑到对方一向行事谨慎，这个用来公开活动的身份也未必就是真实的。
仅目前在漳州、澎湖、高雄三处地方所发现的商业机构来看，对方在布局方面是下了相当大的工夫。这不仅需要充裕的资金作为支撑，更得通晓各国商贸情况，还要有统揽全局的能力，这绝非普通的商人所能做到的事。
日本商人具有这么强的操作能力吗？情报部门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日本商人在海外的活动范围远远比不了汉人海商和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其眼光见识和经营意识自然也会跟一流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个田川健司在福建海峡地区所做出的部署堪称优秀，如果不是海汉情报人员在宿务查到了相关的线索，将调查重心放到了福建，那这些伪装起来的商业机构只要不主动暴露，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其真正的身份。这样的厉害手段，在海汉情报部门过去所遇到过的对手中都是不多见的。
那么这个田川健司究竟是何方神圣，便成了情报部门当下要调查的主要问题。目前除了其名字和样貌之外，情报部门并没有获得其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也不清楚此人的行踪。被抓获的嫌犯中虽然也有数人曾与田川健司有过接触，但掌握信息比较多的头目都仍是咬死不肯松口，透露关于此人更多的内容。
但只要方向对了，以海汉的执行能力和行动效率，要拔除对方安插在海汉控制区的各种商业机构就不是太难了。执委会在接到来自澎湖和高雄的报告之后，立刻修正了之前的计划安排，将针对大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面积排查，改为了海汉控制下的各处贸易港全面自查，以消除类似正福记、正源记这样的隐患。
这样的安排倒是成功解决了外交部之前所担心的问题，海汉军在大明沿海地区的抓捕行动如果引发地方官府的误会和抵抗，很容易会产生武装冲突，而将排查改为自查之后，就取消了军队出动到大明沿海地区的所有行动计划，自然就将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消弥于无形了。
不过这个调整倒也不会让海外驻军就此清闲下来，在各地的戒严和抓捕工作仍需出动驻军的精锐部队，但相较于到大明境内的陌生环境中执行任务，在自己地头上动手不但省去了舟车劳顿辛苦，而且因为环境熟悉，行动期间也会顺利许多。
继福建地区之后，在福建泉州，珠江口的香港，以及浙江宁波舟山定海港也先后查获了几家性质类似的商行商栈。这些商业机构虽然名字和经营内容都有差别，但其经营模式却与福建那几家几乎一模一样，只要照着在漳州查获正福记的几个条件进行筛选，便让这些原本掩饰得极好的机构很快曝光。
而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搜查抓捕环节也更为顺利，后续查获的几处地方都没有再爆发激烈的对抗，而从其经营场所查获的武器和账册，都表明这些商业机构是有同一个幕后老板。
“通过我们目前查证的结果，可以判断这些商业机构的经营者都曾接受过同样的培训，所以不但经营内容和手法类似，而且就连藏匿枪支的地方，还有记录来往账目的习惯，都全是一样的。”在来自各地的最新情报汇总到三亚之后，何夕代表安全部向执委会汇报了调查进展。
“你的意思是，在我们所不知的某个地方，有人办了一个掌柜培训班，成批培训这种小型商业机构的经营者？”施耐德三句话不离本行，听完之后便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了何夕的说明。
“施总这么理解倒也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机构的培训对象都经过了专门的挑选，跟普通人还有些不太一样。”何夕笑着应道。
“哦？有什么不同？”施耐德好奇地追问道。
何夕应道：“这些经营者对自己的生死看得极淡，有些人似乎在接受这个差事的时候就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把这差事当作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工作。我实在很好奇，幕后主使者是从哪里招募到这么多既懂经营商贸，又能充当探子和刺客的亡命徒？而且这些经营者全是汉人，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听你这么一说，这事好像越来越有意思了。”陶东来应声道：“我们目前查到的幕后主使是个日本人，但替他办事的这些头目全是汉人，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既然这些头目连生死都不在乎，那大概也不是为了钱财在卖命，是什么驱使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依我之见，要嘛是报恩，要嘛是报仇。”
“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宁崎接过话头道：“报恩和报仇这两件事并不冲突，比如说他们和恩人有共同的仇人，那么报仇的同时就是在报恩了。”
“你说得有道理。”陶东来点点头表示了赞同，旋即话锋一转道：“那我们有这样的仇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