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的下半年，许多大事集中爆发，所幸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虽然朝野繁忙，大方向则是积极向上的。
人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生物，哪怕身为帝王也不例外。所谓三人成虎，当某一环境因素频频被身边近人加以强调，自然就能影响到人对环境整体的判断。
越身在高位者，对环境的感知其实就越片面。譬如眼下的李潼，青海大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日常身在宸居，其实做不到对整个帝国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想要保持清晰准确的认知，首先自己的头脑要保持冷静，要拥有在诸多歌颂声中提取有效讯息的能力。其次便是扩大了解讯息的范围，对各种渠道得获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的分析。
身为一个帝王，自然是凡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荣耀，但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各种欲望与纷争交织汇聚的一个焦点。所以一个帝王真实的心境，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独。如果觉得万事顺心、全无忧惧，那么离出问题也就不远了。
乐高脚程极快，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再次返回延英殿时，身后跟着两名侍者，搬抬着一个盛装文书的半满箱笼。
集英馆眼下还并不属于正式的朝廷官署，虽然具有近侍备问的性质，但仍然没有参与到正式的朝议系统中来。
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有利有弊，坏处显而易见，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对与文书往来，譬如李潼要向外界发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过集英馆，因为没有法律效力。而臣下们向上进言，同样也需要中书门下的转呈。
好处则是集英馆众人对圣人的依附度更高，而且没有固定的朝轨章程约束，所以对咨询的获取与传达要更灵活一些。圣人与集英馆诸众之间针对时势的交流商讨，甚至就连宰相都无从参闻。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点便利，李潼才没有急于将集英馆纳为正式的朝议与供奉机构。
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对将集英馆事员履历记录在官资中，并不是反对集英馆这一存在，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将集英馆纳入系统中，如此才能明确集英馆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集英馆除了收录图书文籍并培养一些圣人欣赏的少俊人才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访探朝野逸闻、收录成籍，纳入禁中。说的更直白一点，那就是搜罗时事八卦，然后向圣人打小报告。
这种作用还不等于御史的风闻奏事，因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哪怕再怎么荒诞的奏事，都具有着法律效力。
比如说贞观年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致哀，许敬宗这家伙好死不死的见到欧阳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来，结果遭到了御史的检举揭发，直接被贬出京。
可若这样的事情是由集英馆上奏的话，仅仅只是皇帝知道了这么一件事，真想加以惩罚的话，还要着御史上书弹劾，才能执行惩罚。
李潼眼下是需要一个灵活有效的消息来源，所以暂时不考虑将集英馆制度化。
不过这样的存在也不可长久维持，一则他对集英馆有着更大的寄望与用途，不能一直当做八卦来源地，二则这种事务对士流而言也的确有伤风评、格调不高，若迟迟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统中，渐渐的对真正有抱负的时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会让集英馆真的流于奸佞幸进者聚居地。
之前李潼跟宰相们透露明年将要新修律法，还没说的想法就是让集英馆也参与其中。
集英馆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体，对于他的意图与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而且集英馆诸众的见识是真正能够下沉闾里，并不是单纯的经学门徒。在修订律法的过程中，便能很好的顾及到市井下层的诉求与管理。
书文送上来之后，李潼便开始翻阅起来，因为并不是正式的文牍奏对，内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门，李潼看起来心情便颇为轻松，像是阅读市井氛围浓厚的唐人笔记，而不是关乎家国大计的严肃奏章。
文人猎奇，所涉也颇多士林逸闻。李潼翻起第一篇文书来看，入眼便是今年长安诗坛的一些趣事。
这其中第一则故事，便是诗坛名家的宋之问入京，寓居于终南山，京中士林多往拜访，宋之问过去几年的一些诗文也流传出来，获得不少时流的称赞推崇，号称圣笔制律、宋诗雄发。
宋之问的诗才自是不俗，原本历史上便是唐人律诗定式者之一。不过在当下这个时空中出现了李潼这个挂比，将律诗格式的成熟大大推进，再加上身份的特殊，律诗定格的荣耀自然归于圣人，沈宋都无缘此幸。
不过宋之问这家伙也的确宦途不幸，早年李潼在洛阳与武氏诸王斗法时，其人还曾参与进来与李潼斗诗。但因为见机缩头得快，彼此摩擦没有继续升级。
之后李潼便没有对宋之问更多关注，但时流却没有忘记这家伙，神都革命、相王当国之际，宋之问也没能免于清算，被一纸发配远疆，辗转数年，如今才得归京。
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时候便会诗情勃发，李潼看了看文中载录宋之问流放期间的一些诗作，发现已经不乏其人晚期风格成熟的诗作，诸如《晚泊湘江》之类的名篇，也的确配得上时流的称许。
但这还不是宋之问归京后身上所发生的最大逸闻，随着其人名篇屡传，不乏好事时流希望能够帮助宋之问辑录成集、刊行天下，助此文墨盛事。
但这件事却被另一名诗家破坏，那就是与宋之问齐名的沈佺期。不同于宋之问的宦途落魄，沈佺期如今高居太常少卿，更管理着如今大唐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隶属于翰林院的华文馆。
大唐的雕版印刷发展多年，但是因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体系，所以如今雕版刊印的机构主要还是官方在经营。
这其中华文馆便是最大的出版机构，各种诗文图书半数都由此出，沈佺期作为当司主官，什么样的书籍可以出版便由其人决定。
当有人将宋之问的书稿投送华文馆时，却被沈佺期直接给否了，理由是：宋某旧所经历，世道知者并非二三，既遭流配，概有缘由。章句之内唯见幽情浓厚，不见痛悟旧非，其欲比于屈子？又目谁为楚臣？如此怨切文字，不当列于锦绣华文、刊示天下！
所谓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沈佺期这番评语，不说对宋之问诗文的贬低，单单这旧账掀的就足以让宋之问无地自容。
“沈学士官禄见厚，气量见狭啊！”
李潼看完这桩轶事，忍不住笑语说道。
沈宋本是齐名，早年官职履历也大致相当，讲到才名的话，沈佺期较之宋之问甚至还略胜一筹。可是随着世事变迁，两人处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差距。
不说风云变幻之际各自取舍，如今沈佺期已经是开元新朝立朝四品，但宋之问沉寂下僚，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须归国。
仕途不幸诗途幸，沈佺期高在通贵之后，创作力颇有衰减，起码是比不上宋之问逆旅之中才情勃发。讲到诗辞艺术上的造诣，不需舆情评判，仅只李潼自己，便可以看得出，沈佺期其实已经逊色于宋之问。
不说沈宋之流自我感动而有所创造的诗家，就连李潼这种挂比，随着世道日益昌盛，那种愤而作歌的情怀都日渐低迷。所以说艺术之有所发展，泰半源于不幸啊。后世某点畅销，放量唾弃，总是不错的。
李潼虽然笑言沈佺期气量不大，但其拒绝宋之问诗稿刊印的理由，却并不觉得有错。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大多数时候，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
屈原之《离骚》，的确是文体之典范，创千古之经典。可是商鞅的变法，却早在《离骚》之前，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忧愤的确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可世道所需要的，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
商公已裂，屈子新生，若果有经世之才，不至于屈奏骚情。秦国黔首尚能积功以进，楚国贵胄竟然远在江湖，你不死谁死？
李潼嘲笑沈佺期因为度量狭隘不准宋之问的诗文刊印，那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觉得宋之问的诗文的确颇具美感。
可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则能从宋之问诗文颇得追捧而看出世道之内仍然大有自觉不得意之人，将自身的落魄归咎于时代的不公，所以幽愤不平。
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大致可以看出价值取舍。宋之问一人之荣辱，并不值得圣人亲自垂望，可是其人之际遇冷暖，却能折射出世道几人信从。
“严审宋某所得几者关照，人与事毕录勿遗！”
宋之问诗文造诣多高，并不是李潼关注的重点。譬如后世一个流量的价值体现，也并不在于他能囊括多少韭菜，而在于它能标定出多少亟待处理的社会问题。
宋之问的诗辞造诣的确不俗，但大多数人也如李潼一般止于欣赏。可若背后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力量推动，那就需要仔细查一查，它要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