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叹了口气：“牛如此，还有河南府附近的桑田也是如此。最近州县来的文状，说是不少地方因为桑树入户等，民户伐桑种田，粮丝两失。”
各路甚至各州对户等的标准不一，同样的家产，在开封府可能就是下户，享受免差役的待遇，到了京西路可能就成了中户，河东路就成上户了。反正差役就是那么多，官府是无论如何也要分下去的，承担差役的上户和中户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
感叹了一会，坐在一边的李参突然道：“真要说起来，牛入户等确实不对。既然农具已经免了税算，为什么耕田的牛不可以不入户等？这应该是劝课家桑啊。”
“不独是牛，还有马、驴、骡、驼等各种役畜，入户等都是不利的。这些日子我也在想，一些物产，是不适合算进户等资产里去。乘着这两天有空，不如我们商量一下，哪些应该在算户等的时候单独出来。物产还是要计，只是算户等的时候不计入。”
徐平说着，看了看在座的几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几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后续的营田事宜及三司铺子的事务。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会敢这些杂事，他们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
天下的赋税差役，与户等息息相关，这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新局面，不但与以前不同，实际上也与宋后不同。两宋不抑制土地兼并，甚至有的地方鼓励土地兼并，都与这一政策有关。只有中上户的数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征收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下户和客户再多，那也是游离于官方财政之外的。
两税是按土地征收，是属于朝廷的，由三司统一掌管。但还有额外的支移和折变，地方不同，数额不同，就与地方有关了。支移和折变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实际上是落在上户和中户身上。再加上种科配时估，大多都是采用的相同原则。
所以地方上热心于土地兼并，上户越多，就越是增强了地方官府的权利。但对于百姓来说，则千方百计地降低自己的户等，差一户等承担的官方义务就有巨大差别。所以富户们到了临界点，不买地，不养牛羊，甚至不种桑树，有的还故意不盖大房。
乡村户分五等，一般来说，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财产多寡不同。三等户位于中间，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农，四等和五等户就是贫穷的农民了。这五等户都是在地方上有资产的，为主户。再之下，一无所有的雇农则为客户，不计入五等户之内。当然，官方统计地方户口，主户和客户分列，但说到地方人户，则就是两者相加了。
租庸调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百姓的资产征税，针对耕地的两税，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资产越多，官府征收的税越重。这资产并不仅仅包括占有的耕地，还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种资产，各地有细微差别。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会细算到有几根梁、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当繁杂细密。
显而易见，实行五等户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于官方征税赋安排差役。上等户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强。这一点，与宋之后的土地兼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户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间的贫富差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府会尽力扩大贫富差别。没有五等户制，只实行两税，制度上会鼓励贫富差别，官方在原则上则抑制土地的兼并，尽力保证减小贫富差别。理论上说，穷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强，在具体施政上当然会尽力保证有更多的小农。
事实证明，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超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到了最后的岁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
徐平前世历史学得一般，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到了这个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中进士做官，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但邕州地处边陲，又是蛮族地区，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
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官员具体施政所不能达到的。
赵諴也道：“委实是如此，每到家耕时节，民间缺牛，为此引起的纷争不可计数。而官府手里的耕牛，又被主管的官吏赖此为奸，不独收受贿赂，而且伤害民生。不如牛不计入五等户的划分之内，劝民养民，省多少麻烦。”
徐平想了想，对在座的蔡州王质、唐州王贽和汝州的赵諴三位知州，以及孟州的李参和郑州的卢革两位通判道：“到底有哪些不宜算入五等我户的资产里，你们每个人都写份书状来，转运司参详。对了贾提刑也可以说一下，民间纷争最多的是什么，统一考虑。”
说完，又对杨告道：“你行文各州县，让他们也同样写书状来。乘着这次闰年录刚刚编完，大家的印象还都深刻，把这件事做了。我说几个原则，你们记下来，合不合适也可以提不同的意见。一是土地是重中之重，自然是第一项。但是种粮食的土地是一种，最好由转运司参详地方州县的意见，定下一个价格来，不要到了时候按粮价去估。再一个各地水土不同，官府又劝勉农民种一些作物，是不是可以打一个折扣？如此一来，可以让百姓主动地种一些合适更好的作物。而不种粮食的，如何去定价？比如桑田、芦苇荡、竹林、藕田以及养鱼养虾的这些，怎么去折扣甚至免掉。也是一样的原则，定个价下来，不要到了时间按市价让官吏去估钱数，让他们上下其手。”
赵諴笑道：“都漕如此做，是利民的好事，只是有些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才要由我们做啊。若只是安坐官衙处理些杂务，又怎么显出谁是能吏来呢。今年冬天，我要主持修河，同时把这件事做了，也显得我能干事。”
想到这里，徐平又道：“对了，乡村民户定户等，其他也一并考虑，这次都定下来。比如房子该怎么计价？我听说有的地方，定户等的时候，到民户家里数房梁，甚至看窗户用了多少木材，这不是胡来吗？依我之见，定一个简便易行又合理的规例出来，让各地按规例做事。乡问的水渠、磨坊、渡船及水井等等要别立规条，不要按着造价去算进百姓的户等里，那样谁还去建这些？不能不算，又不能那样算，同样要立规条出来，劝谕民间。”
几个人一起笑道：“都漕说得不错，渡船最是无谓。本来是方便百姓出行的，结果却要算用了多少木材，花了多少人工，一起计入户等。现在一般地方，都没有民间渡船了。”
徐平点头：“定户等是个精细活，一定要用心考虑周全了，才能利国利民。如果只是让公吏一味胡来，每到闰年地方上都要折腾一次。”
“至于城镇的房廓户，也要别立规条。以前房产是第一大宗，这自然不错，但算得太过复杂，也尽量简化下来。比如城里分坊，哪个坊的地价高一些，哪个坊地价低一些，相差不会太大。还是把地价作为最主要的，做起来简便一些。最多分个几等，特别华丽的那些多算一些就是了。有的房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租出去收租钱，或者为店铺，这些算起来与住房自然不同，也要立规条。至于各行各业，最好都有规条出来，家里开质铺是一个算法，开茶铺又是一个算法，客店当然也应该有不同。不仅仅是按着一年赚多赚少算，还要把官府鼓励百姓做什么，不希望百姓做什么，这些统统都算进去，以为奖惩劝谕。这些都要立规条出来，一个原则，尽量不要让办事的公吏随心估计，而是有个准绳。”
公吏上门做这些事情，你好酒好肉招待是一回事，只能端出一碗清水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就靠他们的一张嘴。施政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高素质的官吏不是没有，但只能在一时一地，长久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尽量减少他们的主观意识占的份量，以客观的标准为主，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总得有这个意识。
见众人都不说话，徐平笑道：“唉呀，说起坊廓户分户等，那可比乡村五等户麻烦得太多。分十等还是十二等，各地不同，按多少钱划，各地不同，物产怎么折钱，那就更加不同了。洛阳城是天下第一个划坊廓户等的，说明什么？说明这城里，不分户等官府根本无法施政。所以说，对西京这个坊廓户的分等尤为重要。按我所想，坊廓户的分等，也要遵循一个原则，就像乡间把牛、驴、骡等单独划出来差不多的意思。能够赚更多的钱，给官府交更多的税的，可以算的少一点，坐吃利息的，算得多一点。”
见众人有些迷惑，徐平又道：“钱，为什么是钱呢？是因为能生出更多的钱来。你看乡间小农，他只指望着地里的粮食，便就不爱用钱，而城镇人家，离了钱寸步难行，那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这么说吧，同样一家铺子，一家是裁缝铺，一家是质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裁缝铺会雇人做衣服，赚了钱会雇更多的人，会做更多的衣服，是不是。质铺就不一样了，赚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去多雇人，因为没用啊！那些多出来的钱，无非是被主家吃掉喝掉，更离谱的是在家里藏起来，这钱不就是白赚了吗！所以，裁缝铺这种和质铺这种要有不一样的算法，才能让收的税越来越多吗！至于房子就更是如此了，就要算得重一点，是不是？你算得轻了，都去买房子，房价一天天推上去，有什么好处？无非是贫苦人住不上房子，那钱还在房子里成了死钱，不能生钱了。如此种种，必须要通盘地仔细考虑，才让地方上越来越好，不至于繁盛一时，你们说是也不是？”
只有流动起来的钱才有资格称为资本，这流动的钱，进入商品经济的生产环节了才真正成为资本。对商品经济来说，单纯看钱的数值意义有限，要看参与进商品经济循环的钱的数量，那才是有效的。
借着五等户制，让钱不要沉淀，尽快地流通，是徐平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