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辉煌的王朝，单靠传统冷兵器就想维持自己的东西，或多或少有些痴人说梦，在热兵器的时代来领，再多，再好的冷兵器也会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打造先进的热兵器，毫无疑问是守护先进文敏最佳的选择，这个想法在某个春风醉人的夜晚，毫无征兆的混入了他的脑海里，与往日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入时头疼的状况相反，当这个想法冷不丁的冒出来的时候，杨大人是欢喜不易，他甚至怀疑这是老天爷给的最好的暗示。
杨峥不是个拖拉的人，在将这个想法反复推敲后，越发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为此他开始着手研究大明的军备，研究之余，他发现大明的火器其实是一直在研究的，甚至在百余年来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段，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种颇多，形式复杂。当时的喷射火器（古代火药火箭）制造已经相当精良，样式繁多，据《火龙神器阵法》、《武备志》等史书记载，此间多使用的火箭种类有单发火箭、多发齐射火药箭、多火药筒并联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等，火箭的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就曾使用火箭作战。永乐年间，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神机营”，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的，加上明朝初年，朱元璋、朱棣两代帝王的大力支持，辅佐，为明代的兵器、火药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加之明一代，北方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东南沿海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因此为了巩固边防，抗击外族的进犯，明代十分重视国家武备，对火药、火器尤为重视，视火器为御敌的“长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的军队对火器十分重视。由于在各次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使军队火器的编制装备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顶峰。但让人他很不理解的时，明明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火器，甚至将士都是一流的人选，上了战场却极少能获得胜利的场面，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除了沐王府在云南的哪一战之外，剩下的就是成祖爷率领神机营与鞑子的两战了，到了明末，这种现象就更多了，先不说对付北方的后金，就是国内的流寇，取胜的机会也是少得可怜，究其原因，这其中固然有卫所制度的**，国家财政崩溃等宏观问题，但是军队的战术思想严重僵化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明初朱棣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火器作战原则后，成为明军一条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由于当时火器技术的落后，在火铳发射后有一个延时的再填装时间，蒙古，后金军队往往利用这一时间采用轻骑冲击的战术，明军往往大败。领素质的低下阻碍了火器威力的发挥。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斗队行疏散，战地范围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于战斗指挥员的是亲自领导所属军队向敌人冲杀，而一次战斗的胜败，也往往直接决定于这种兵对兵、将对将的搏斗。但是自从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其杀伤力十百倍与往昔，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有不同，如何组织运用这些威力去争取胜利，就成为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因此，指挥员已经不是亲自杀敌，而是要冷静的判断情况，不断地适应情况变化，正确定下决心，及时组织自己的力量，投入有利方向去夺取胜利。也就是说，谁能有效组织火器的运用，谁就能取得胜利。但明朝将领除了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袁崇焕等极个别将领外，大多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其次，最主要，也是最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火器的质量上，大明的火器的研发在明末多数是换汤不换药，多数的火器已陈旧，永乐的时，国力强大，朝廷还能给些银子研发，到了后期，国力衰退，加上大明的户部始终没什么银子，火器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地步，偶有惊喜之处，也是昙花一现，久而久之，大明火器毫无先进可言，慢慢也就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反过来看西方，从火药传入西方后，西方的火器就迎来了最灿烂的春天，通过无数先哲的研发，十五世纪后，西方的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青年期。火枪点火装置的不断革新是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进展。
先是西班牙人发明火绳枪， 这种枪可以事先点燃火绳， 通过蛇形杆装置将火绳压入火药池并点燃火药， 比早期的火门枪方便得多；此后不久， 德国纽伦堡的丁基伏斯发明了最早的转轮式燧发枪，开火后扳机释放转轮， 转轮逆着燧石旋转并激出火花， 点燃火药， 比火绳枪更方便。除点火装置的变革外， 欧洲火枪技术创新还包括枪托的改进、细长枪管的设计和粒状火药的发明等。火炮技术在十五世纪后，继续取得了长足进展，1512年，德意志的卡尔五世及其军事技术家率先就炮管长度与口径的比例进行实验， 得出比值为17~ 18 时最为合适的结论， 并依此比例铸造了12 门火炮。设计的定量化为标准化铺平了道路。
仅仅七年后， 卡尔五世将常用的火炮调整为八种规格， 欧洲各国相继仿效， 法国减少为六 种， 西班牙十二种， 英国十六种。此外， 炮耳的发明、准星照门在火炮上的使用、铳规的发明、巨炮的出现也是这一时期西方火炮俨然有超过大明的势头。
等十六世纪刚开了头，欧洲顺利开创了大海航时代，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研究，欧洲的火器可谓是处于领先的地步，借助蓬勃发展的火器和舰船技术，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沿海各国进行了频繁的侵扰。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舰船锚泊广州， 中国首次见到来自葡萄牙的舰炮。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记载道： 其铳以铁为之， 长五六尺， 巨复长颈， 腹有长孔， 以小铳五个， 轮流贮药， 安入腹中放之， 铳外又以木包铁箍， 以防决裂。如果说这次交流体现的主要还是中国对异域技术的一种带有好奇意味的窥探， 那么， 再次交流则已经是在战场上的对抗了。嘉靖元年， 葡萄牙悍然出击广东西草湾， 最终失败而归， 中国缴获舰炮二十余门。自这场战争中， 一些明朝官员认识到葡炮的优势， 建议进行仿制， 为嘉靖皇帝批准。嘉靖三年， 中国仿制成首批佛朗机，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扩而大之为发犷， 发犷者乃大佛郎机也， 约而精之为铅锡铳， 铅锡铳者乃小佛郎机也。嘉靖二十七年， 中国在破双屿之战中又缴获了日本和葡萄牙人使用的火绳枪， 明朝军事当局立即派工匠向番酋善铳者学习， 习后 因得其传而造作， 制品比番制尤为精绝。
然而， 这些创新只是对偶然传到中国的少量火器的小修小补， 缺乏强有力的发展后劲， 很快在和西方的军事较量中败下阵来。1604年， 明军与荷兰舰队遭遇， 双方发生激战， 明军以旧有火器与荷兰炮舰交火，损失严重。徐guang启、李之藻等人因此力倡引进西洋火炮。因此， 自天启元年起， 中国开始了引进西方火器的又一次浪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大明先后购入三十门西洋大炮( 又称为红夷炮、红衣炮) ， 这批火炮结构合理， 炮身各部都以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设计，和佛朗机相比， 西洋大炮的设计和制造已融入一定的数理知识。在此思想指导下， 明清之际火炮各部件的尺寸也开始按比例设计， 如徐guang启在辽左阽危已甚疏中， 指出造台制铳， 多有巧法， 毫厘有差， 关系甚大。然而这次的东风来得太晚，以至于难以挽回朝局，风雨飘摇的大明，最终走向国破家亡的下场，成为了后人永久的遗憾。
通过研究，杨峥发现，在大明的前期，因朱元璋、朱棣对火器的支持，使得大明的火器，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了十足的进步，火器的研究开发上，也是领先与世人，战场上取胜的关键战役，多半也是在这两人的手中的，从永乐后期，火器的研究上就明显不如前了，虽有嘉靖、隆庆时短暂的春天，可终究是时日太短，加上多半是在少量火器的小修小补， 缺乏强有力的发展后劲， 等这股春风一过，就如同郑和下西洋再无郑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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