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但若再放大一点说，从明代的官员储备库——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苏十八人；福建十一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这样的文化路子造就的江西人在朝中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许多是权倾一时的大人物，纵然致仕回家，其影响力也不容小瞧了，再者江西人与其他地方人不同，发达的文化氛围早已给了他们相互抱团的觉悟，所以他们的实力绝对大树级别的，这一点后世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朝中的影响力。说是一天，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演绎了一段纷争，其中人物的身份颇具意味，实际上代表了朝中的共识：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他们惯与将各种权势交织在一起，经过数百年的打磨，早已打磨成了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想要动他们毫无疑问是那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了。
于谦这次推行的的轻税养民的主张，他感于江西百姓被税粮所逼而逃亡离乡，所遗下的税粮旧额，江西的官吏仍用里甲赔纳的手段，摊派在没有逃亡的农户身上，这就叫做“逋赋”。于谦特为奏请免征流民的“逋赋”。这个措施一旦落实了，那些豪门大户少不了要一阵肉疼，在这个商业尚未成为主流的时代，任何的赋税都是他们延续豪门大户的来源之一，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没了，如何肯答应，若说这一点也就算了，毕竟在这个太平盛世逃亡的百姓并不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或许还能接受，可于谦非但弄什么“逋赋”，还在在遭受灾荒的州县，于大人在核算了起运往京城和边疆的粮料、花布、马草以外，对地方存留粮草也特奏请减征三分或四分，这还不止，在山西、河南的各种力役的派调，也多细心筹划，使道里的远近，劳苦的轻重，稍得均平。总括地说，于谦在巡抚任上一切对农民税粮的减征、折征或部分免征内以及官仓的存储，力役的均调，都以明朝法令为前提，其目的首先是牺牲豪门大户的利益来防止农民更多地流亡离乡，为此他规定州县官吏任期满时必须把任期内人民有无逃移或人民复业户口数目，开写明白，造册呈报吏部，以备考核政绩，作为升迁调补的根据。倘该州县预备仓里的官粮有缺额，就不准该官离任，这样的转变，非但那些豪门大户不喜欢，就是江西的不少盼着升迁的官儿也不答应了，所以反对的声音不少。
若是换做往日，杨士奇大可压下来，可今时不同往日，多年的庇护早已惹怒了江西、山西、河南的官员，再者这次内阁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赞同杨峥与鞑子开市的提议，已让许多的清流官儿对此多有为此，即便是杨峥已获取了三场的胜利，朝廷不满的声音仍在，杨士奇着实没这个胆量再为于谦说什么话，他是内阁首辅不假，可也不能无所不能，但于谦这事儿，在江西、河南、山西等地又势在必行，思来想去杨士奇就寻到了杨峥的府上了。
若说，如今的杨士奇名声不好，杨峥的名声却好得出奇了，朝廷的文武百官虽说对他层出不穷的提议十分的不满，但不可否认从推行一国两制，安南人治理安南的策略后，让深深陷入安南战事泥团的大明彻底走了出来，非但如此从宣德五年开始经过多年的文化熏陶，不少的安南人已开始以大明人自居了，而大明边陲的蛮、戎、夷、狄等民族如三苗、陆浑戎、山戎、骊戎、赤狄、群舒等，通过迁移深入安南，将大明的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生活习俗等都传播了过去，日日熏陶下，不少安南人干脆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学习汉学，早已没了当初反叛的劲儿了，再者杨峥当初推行的什么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大大简化了赋税上的麻烦，算是彻底让百姓解脱了赋税之苦，短短几年的功夫，安南已有兴盛之相，尤其是这几年在大明商业的带动下，朝廷已开始从安南或许不少好处，光是户部的赋税就比大明寻常的省份多了一倍还多，这么大的好处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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