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道：“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
“这不是很清楚么？“杨峥嘀咕了声，从鼻腔里嗯了声道：”不错，王安石的失败的确如此，由此可见，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古往今来变法之人，莫不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朝堂政治危机为目的，然后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无论是商鞅也好，范仲淹、王安石莫不是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变法最应该还在于人、势二字，商鞅变法得益于秦国羸弱不堪，国内人人思变，这是势，再者秦孝公即位，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国变法才得以成功，反过来王安石变法，其势不对，变法之前，用苏轼的话儿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可见对变法，赵宋一朝，并没这个势，再说用人，王安石所依靠都是奸佞小人，即便是最大的支持者皇帝，在变法毫无进展的时候，也开始了动摇，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这两个问题，因此他的变法除了失败，还是失败。“
况钟默默听着，时而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杨峥继续道：“一件事，一个人能存活下来，就必然要有适合它的土壤，环境，它才能成长，壮大，走向你所期望的那样，否则的话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你妄图改变它，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苏州怕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冒然变法，未必是好事？“
况钟皱了皱眉道：“大人此言卑职不敢沟通？”
杨峥哦声，道：“此话怎讲？”
况钟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稍作酝酿了片刻，一脸追忆的道：“我大明建国之初，因张士诚的原因，对苏州课以重税，略作惩罚，苏州本是富庶繁华之地，洪武那点惩罚倒也能承受，随着洪武爷的励精图治，大明的国力是蒸蒸日上，按说江南是应越来越来好才是，可你也看到了，先是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少，往日的天堂不再，百姓因为称重的赋税纷纷逃离，原先朝廷的官田，竟在一点一点的变少，我大明开国不足百年，区区苏州之地的良田，竟有七成被转取得功名者的名下，苏州是繁华之地，自古王侯公孙，富户、大户不少，天灾**后，他们趁机购买百姓的土地，让偌大的苏州城每年竟有上百万的赋税就这么无影无踪了，如此以来，繁重的赋税都落在了日益穷苦的百姓身上，让本就负担极重的百姓，有多了许多不该他们来担的担子，年复一年他们实际已成了苏州，不劝，整个大明赋税最重的百姓，明明是一阶百姓，明明只有一亩三分地，给出的赋税，却比苏州城的大户还要多，反过来那些大户，富户、王侯公孙他们本该是朝廷纳税的大户，富户，却因为身份的特殊，拥有数十万的良田，只因为清单上良田被隐去，上交的税收竟比不过一户百姓，这等怪事只怕我大明独有？“
杨峥心道：“这不是我大明独有，事实上土地兼并是历代王朝难以逾越的一个隐痛，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开国之初，皇帝英明神武，极少有人能糊弄他们，所以土地兼并并不是很严重，土地大部分能被朝廷掌握，然后有皇帝划分成官田，分给天下百姓，朝廷收取赋税维持国度，所以这个时候，朝廷的局面一般会很不错，到了中期后，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两个昏君，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相对来说要严重了许多，愈来愈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而大地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把自由农民的土地通过政治手段和其他卑劣的手段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尤其是灾年，地主用各种手段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许多有志之士便站出来，试图调整治理土地兼并，目的是限制土地兼并，确保自耕农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维系封建统治，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较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张居正变法，维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几年，一旦失败，基本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杨峥思想开小差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况钟已喝了两杯酒汤，继续说道：“尽管朝廷不乏有志之士对此做出了努力，先后降低税收，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豪门地主隐瞒土地的措施，但终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以致于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流传着一首歌谣：“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剥削更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占到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苏州地租每亩有高达二三石。除了高额地租之外，地主还挖空心思地进行额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苏州自永乐年赋税就一直收不上来，到洪熙年，欠粮392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790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43。9万石，实征6。6万石，只征得15%。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苏州的赋税已到了几乎不能收缴的地步，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县有的地主占有佃户多达千人。大部分佃户自己没有土地，仅有部分生产工具。他们要把产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地租之外，还要受许多额外的勒索。如承佃时要交“批礼银”和“批赁”、“批佃”、“移耕”、“写礼”等钱，逢年过节要献“冬牲”、“年肉”等礼物；地主下乡收租要供给酒饭，交租时要挑粮上门。大斗收租，小斗出粜，更是地主惯用的盘剥手段。广大佃户今日完租，明日乞贷，勤劳一年，依然冻馁！“说到这儿况钟轻轻一叹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只道江南富庶天下无地可比，可这里的百姓穷苦还不如蛮荒之地，这还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经过洪熙年的调整，陛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与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朝廷因税粮缺额而草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愿意，并非大明官员不卖力，能力不够，事实上从永乐后期，来苏州的知府个个都是正途出身的进士，个个饱读诗书，与政务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与苏州的治理上效果却不尽人意，这不是官员不尽力，实则是苏州百姓太苦了，纵然朝廷体恤，减免赋税百姓的日子仍不好过，事实上本朝自洪武爷定下的三十税一的规矩，三十分之一，就是农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国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当厚道，比起历朝历代的税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这种结果，说到底经永乐的盛世后，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严不如洪武、成祖爷，加上苏州富户、大户、王侯公孙、地主豪门着实不少，他们通过科举，不断的输送读书人，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过来为他们说话，久而久之朝廷与苏州真实情况着实不多，人人还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谚语当中，殊不知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苏州，已是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每年的秋收卖儿弼女不在少数，弃田逃亡大有人在，让偌大的苏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说起来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结果如此，天下谁能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