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试其实才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是提学，又可以称学台、宗师。
提学官隶属于礼部，正四品，正式名称为提学参议，职责为“提督学政”，俗称督学，统管一省的教育，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检查教学质量，选拔进入国子监学习和参加乡试的生员。它的选拔标准是有声望的文官，既要有学问，也要有德行。提学官履行职责（提督师生、端正士习、考核教官、专督学校）时，不受总督、巡抚、巡按等官员的干涉。提学官任期四年，每月的禄米为二十四石，不算高，好在还有布帛、养廉银等补助和其它途径的收入……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信州、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十三府，下辖七十八县。嗯，大宗师要案临十三府主持院试，着实是劳心费神的事，还得有副好身子骨哩。
是以，虽然院试循例应在六、七月份举行，但有时也有拖延。
本任江西提学官周伯通（咳咳，请原谅作者君某些时候的恶趣味）二榜进士出身，宦途不显，入仕三十余载方混了个正五品的礼部郎中。去年，周郎中似乎时来运转，被外放为正四品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提督学政官。
提学官貌似权力不大，其实大不然。
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从童生中考选出秀才；第二，对原有的秀才进行甄别考试，按照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惩。
童生通过岁试，就算是“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
唯有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而督学正是岁试和科试的主考官，掌握着通往乡试这场科举不二途径踏板的生杀大权。因此，提学官可谓是士子进学入仕最初的“恩主”，是为“大宗师”。
其时，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的名额根据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分成大中小县，大抵是大县二十多名，中县十几名，小县六七名，而府学和州学也不过是三十几个。
这般一算，一任提学官下来，经手点为秀才的人数怎么也有两、三千之多。而乡试的录取率大抵为百分之三，会试则是百分之五，而作为科举大省的江西中试率更高。也就是说一任江西提学怎么的也能收获进士十来枚，这便是大大的资源哪。更可怕的一点是，作为文化之乡的江西举子简直是考试机器，不可以常理度之。
定建文二年庚辰科，该科南榜共取进士一百一十人，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都是江西布政使司吉安府人，二甲第一名吴溥、第二名朱塔也是江西人，前五名都是江西人。
这还不算，紧接着永乐二年甲申科，干脆江西人就包揽了前七名，而且这七人都是吉安府人，江西文风之盛可见一斑，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之地。定国百五十年，江西一共出了十一位状元，与浙江并列全国第一。
而大定立国以来共三十一任首辅中便有七位是江西人！
江西，称为“学霸之省”毫不为过。
所以呀，作为江西布政使司教育长官的提学大人，定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你想啊，某某状元，某某首辅，乃是老夫当年在提学官任上亲自录取的，妥妥的提携知遇之恩，就问你牛不牛逼？
美中不足的是，现任江西提学官周伯通已年届花甲，难免体（精）力不济，整个江西只跑了一半便染恙卧榻，细细调养了月余方整装上路。
从赣南一路曲折东上，此刻尚在抚州境内，距信州将近四百里，尚需十来日方能抵达。是以，周督学将信州院试定于八月三十日举行。
另外，关于周伯通此人，资哲并不了解。早前虽然同朝为官，但二者素无交集，一个是储备内阁辅臣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清贵无比；一个是最无存在感的礼部郎中，无权无势。不过，资哲也说了，能一直呆在礼部这清水衙门的官员，要么是清介忠耿无欲无求，要么是才具不名混吃等死，周伯通既然能外放一省督学，许是前者的可能性多些。只要他在外放任上不出差错，哪怕表现的中规中矩，一旦回京也必会升迁。
顺此思路，也大抵能估摸到周督学的文风，院试时当将文章写得辞藻华丽、笔法铺张些更能入其法眼。
这倒算不上舞弊，揣摩主考官心思并写出迎合其喜好文章，也算是应试的重要环节，一如考前压题。但首先你得能写出高人一筹的文章来，否则一切免提。
关于此次院试，冯过颇有信心。或者说，是本尊“卧薪尝胆”数年，经书文章着实学的不错，即便在学霸云集的信江书院亦是佼佼者，否则资哲也不可能对他青睐有加。
大概是资哲在书信中特意说了说冯过这位得意门生，辛弃疾对其观感不赖，遂考校一二。
“冯小友治何本经？”
“回前辈，是《礼记》。”
辛弃疾微微颔首，意似嘉许。
其时会试阅卷官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分《诗经》、《易经》房五，《书经》四，《春秋》、《礼记》各三。
看出什么来了么？《春秋》与《礼记》房官是最少的，也就是说以这二者为本经的考生最少。为何？盖因此二经内容更为繁多，更为难学。
至于何为本经，在此亦赘言一二。
孩童启蒙读物用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自勿需多说，之后大概七、八岁时再读“四书”。
首先学习的是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为小孩子建设基础的三观，老师讲完后就要靠学生自己温习这些书，能够穿插背诵并有一定理解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建立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学完了四书接下来就轮到传说中的五经登场了。五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都是非常有名的书。
在科举中，考生还会在五经中选择一本作为自己的本经，深入去研究。比如把《礼记》作为自己的本经的人很有可能把《仪礼》和《周礼》都研读透彻，而专注于《春秋》的考生除了《左传》这本必须学习的书，还会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
在四书五经这种儒家经典的经学之外，还有子学和史学需要那些立志走向更高点的读书人去读。
子学的话，像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道家、法家经典。
史学的书籍就更多了，最勉强你也要把《史记》读懂！和其他读书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史记》中的典故你要明白出自哪里吧！更别说《史记》只是二十四史之一，还有一大堆史书等着你呢！
是以，皓首童生真非新鲜事，想要考中进士又何止是堪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捋了捊须，辛弃疾问：“不以规矩，请破之。”
题目选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想了想，冯过答道：“规矩而不以也，惟恃此明与巧矣。”
他以“明”与“巧”二字联系题目，便算是成功破题。
辛弃疾点点头，赞了声“善”。
八股文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熟练的掌握了固定格式，就能作文。难的是，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题目总在“经”“书”中打转，前人已经作文无数，这就需要写出新意来。
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而得名。
所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八股文首重“破题”，最难的也是破题破出新意。是以在如云贵这等僻远地区的县试与府试，主考官只看破题二句取中。
再有，辛弃疾虽然先问冯过治何本经，却出了道四书题，乃是因为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其时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明宗年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到了英宗朝时，便“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了。英宗末期，五经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而不论是院试或者是乡试、会试，主考官概重首场，只要四书题答的好，五经弱些也无关紧要。
对于冯过而言，专精于四书，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在本经上，自是再好不过。
讲真，他的《礼记》学的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