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据《周礼》是指太傅、太师、太保秦不设三公，汉承秦制。汉武帝时，在经学推动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合称为三公。此后，三公便成为加官或追赠时，成为一种尊贵的虚衍。
王临川死后被追赠为“太傅”，似乎算是极享尊荣，但其实不然。
作为两度拜相的文臣，最在意的是谥号。
谥号为各代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最迟至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
要知道，官职再高。总是一时，可这谥号，可是千秋万载，永载青史地，那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
褒义的谥号作用是“为死人正名，为活人服务”。对重生如重死的大臣，给于死后追封。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但王安石死后只追赠太师，却没有谥号。这件事非常反常，大定这个级别的高官过世，有褒谥，有贬谥，但从来没见过不给谥号的。后来王汾曾上书“乞赐恶谥”，李常又曾上书想给王安石请美谥，但是自始至终无论是英宗还是高太皇太后都没有回应。就是没有，连恶谥都没有。
其实也正常。明宗去世后，英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高太后在明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因此她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同年，王安石去世，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以保守派对变法的态度，自然不会给王安石什么好脸色。
不过，待到一心想要变法的英宗亲政，立即启用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这时王安石得以配享明宗庙庭，赐给“文”之谥号。
关于谥号等级排位，司马光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即所谓“生封太傅，死得文正”者也。
萧昌时期，文官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其中“贞”是忠于信仰和原则，坚定不变的意思，因此文贞的评价就非常了不起了。
秦楚时期，由于仁宗的名字叫秦祯，为了避讳，同时谥法文献中有“内外宾服曰正”之说，于是就将“文贞”改为“文正”。自那以后，文臣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就是“文正”。
但司马光说得并不正确，因为文臣谥号中还有一个比“文正”更高级，这就是单谥“文”！
从历史上看，得到“文”之谥号者只有寥寥几人，即春秋时的孔文子孔圉、季文子季孙行父，萧昌韩愈与白居易，秦楚时的杨亿、朱子夫。不过，尽管这几个人都得到“文”之谥号，但其中部分在当时并不算最顶级的谥号。也就是说，有的时代算最顶级的，有的时代不算。
在韩愈之前，昌国严郢议谥时曾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从萧昌到定初，正是谥法变革期，围绕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不休，当时二字谥号仅占不到三成，因此一字谥易得二字谥难得，所以严郢才会说二字谥尊贵，需要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获得，即“双字为美，单字次之”。
定理宗之后，谥法改革，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结束，之后除了极少数人是单字谥，其他的无论官职大小都是二字谥，这时反而就凸显出一字谥的珍贵了。更为重要的是，从王安石的谥号由来可知，“文”之谥号已是最为尊贵。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之谥号属于“隐其恶也，似褒实贬”，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英宗准备启用新党推行新法，给已故新党领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既能表明态度，也能得到新党支持，因此英宗给王安石的谥号必然是最高褒奖。
其实，英宗给王安石“文”之谥号，原因就在司马光说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上，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代表，全面推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让一心想要变法的英宗恨之入骨，所以给王安石这个谥号，是让王安石压住司马光一头。
而配享太庙更是臣子无上荣光。简单的说，配享太庙是对大臣能力的一种肯定，在君主王权时期来说荣誉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大臣配享太庙是一种对他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肯定，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
一言以蔽之，通过王安石谥号波折一事可见，政治生态决定臣子尊卑。
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配享太庙，按说这已是无上尊荣了，王安石还能被追封，这是要上天……做神仙？
徐元杰几个表示不解，兴趣浓浓，冯过却是知晓那个时空这段历史的，姑且听之而已。
其实也很好理解费懋贤等人的心理，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本省之光”嘛，作为江西人，与有荣焉，这是地缘认同、地方自豪感。
因为朝中有人，费懋贤的消息来源自是准确的，他倒不磨叽，道：“十日前，当今圣上诏令，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
听者不由吸了口冷气，短短一句话，信息量忒大啊。
这就……封王了？
异性王一般只封予武将，文臣被追封实属罕见，足见王临川在当今皇上心中的位置之重。
而配享孔庙更是文人至高荣誉，自昌以来唯王荆公一人也。
由于孔子巨大的历史影响力，文庙作为奉祀孔子和传播儒学思想的场所，从汉开始，就随着孔子的思想四处传播而在各地逐渐出现。昌楚时期，要求各州、县均设立州学、县学，建孔庙。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然被推崇到了极致。文庙也就成了儒学后人供奉祭祀其祖师的专门场所。“四配”是文庙受奉祀人物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又称“四公”、“四圣”。他们的雕像分坐于孔子像的两侧。在“四配”后面另有雕像十二尊，称为“十二哲”，这些雕像中，除了秦楚大儒朱子夫之外，都是孔子的着名弟子。
配享孔庙一直为“四配”，即：兖国复圣公颜回；汲国宗圣公曾参；沂国述圣公孔汲；邹中亚圣公孟轲。左为颜回、孔汲，右为曾参、孟轲。
王安石竟可一举跃过“十二哲”和“从祀”贤儒而尊配享，这待遇也太吓人了吧？
沈致信弱弱的刷了一波存在感：“临川先生配享孔庙，岂非有‘五配’了？”
好吧，叫习惯了“王荆公”，这要改称“王舒王”，确实拗口，干脆称其名号。
费懋贤神情有些古怪：“‘五配’么？应该是的。”
刘几眨了眨眼睛，脸上满满的向往，而后想当然的说道：“王临川能位列四圣之后共享孔庙，可真真是千载一人了。”
费懋贤居然有些结巴起来：“临川先生……配享大成殿，与颜子并列，位在孟子之上……其子王雱从祀……”
我勒了个去，这是啥情况？众人瞬间石化。
“王雱从祀”？要不要这么绝？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世称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为“临川三王”。
其廿岁岁前已着书数万言。治平四年中进士，初任旌德尉。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尝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邓绾、曾布荐之于神宗，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书义》、《诗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九年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未上任，不久因病疽病故，年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王雱才高志远。积极支持其父王安石变法，为确立变法的理论依据，参与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善属文，议论刻深，有决断，尝称商鞅为豪杰之士，对不用命之臣当诛之。
从王雱之见识、行事来看，无疑具有年轻政治家的风采；从其着述来看，无疑又是一位着述颇丰，思想、学术成就较高的、早熟的哲学家兼学者。
他明确认为老子是“大圣人”，其言与孔子“相为终始”，并主张在当时应“以老氏为正”，可谓对老子是推崇备至。《老子注》和《南华真经新传》，是了解这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的重要着作。
但，从祀孔庙便太过了些吧？
这便是子因父荣了，毕竟王安石最爱长子。
自立孔庙以来，“四配”、“十二哲”从未变更，唯有从祀诸前贤、儒有增添。
王安石父子竟能一配享一从祀，绝逼是大事件。
徐元杰几人面面相觑，隐隐感觉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