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个时空比对，冯过对这样似是而非的事件妄下结论，历史的走向犹如山路十八弯，怎晓得会转向何处。
但完颜阿骨打这个名字确实自带很大的冲击力——“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别看只有区区2500人，但在战神级别的阿骨打率领之下，绝对是獠牙怒张战力爆表，已然是日暮西山的后辽抵挡得住？
虽然有关北方更北的消息极少传至大定，即便有也是毫无时效性可言。冯过都怀疑下次再有相关信息传来时，女真人已然是攻城拔寨连战连捷了。
而定辽通好互为援奥，若后辽承受不住腹背受敌之苦，想必会向大定求援。只是，以定国那被富庶繁荣掩盖的孱弱的战力，别说帮后辽解困，一旦发生战争怕是自身难保。但就是怕自家不知自家事，打肿脸充胖子的瞎掺和……
现而今的大定朝堂，拥有一套复杂完备的体制，通过设置枢密院、三衙、兵部等多个各负其责、互不隶属的军事机构，以“军权三分”的方式对军权施行了极为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其心思之缜密、手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历朝历代无出其右，堪称达到了军权管控的“天花板”。
兵部对厢军、民兵这些战斗力不足的地方军队进行一些管理，加上一些后勤保障、测绘地图之类的事务，对于大定真正的中央军“八十万禁军”（并非是实指）是根本没法染指的，更谈不上指挥作战、调兵遣将了，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
枢密院不仅执掌军机要务，还有人事权、招募权、调动权（当然要在皇帝的允许之下）等等，可谓是相当实权的部门，和兵部的虚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权力如此之大，枢密院却也并非无所不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归他统领管辖。
三衙则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等工作，直接与部队打交道。然而尽管看起来是手握重兵，但一方面是三个互不隶属的部门负责，从而并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三衙并无调动派遣军队的权力，这一点和枢密院正好相反。
总而言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而三衙则有统兵之重，却无调兵之权，至于兵部则完全成为“背景板”，只能负责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
客观的说，宋朝的这套复杂、精巧的军权分制手段，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将领早已没有那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度和独立性，而仅仅是作为大定王朝军事方面的高级打工人而存在，还受到皇帝和掌握话语权的文官系统的猜忌和排斥，轻则丧失权柄，重则含冤而亡。
军队地位也是空前低下，甚至对待士兵都要用脸上刺字的方式防止其逃跑。本来应该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却完全是囚犯一般的境遇，可见定国对军事的轻视乃至蔑视到了一种何等的地步，纵使再有多发达的经济、文化、城建，又有何用？
再看，兵部尚书辛弃疾，枢密使是蔡卞，三衙主官分别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司）高俅、马帅、（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童贯和步帅（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朱勔。三方长官中，辛弃疾向来主战，蔡卞主和，高俅和童贯不擅武事但好大喜功，朱勔位居高位却是尸位素餐只知谄媚奉迎贪图享乐……这样的武官组合，内部便已乱成一团糟，真有战事发生，统一思想路线都够呛，更勿论高明指战了。
啧啧，定国，燕国，后辽，包括西宁，哪家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就看谁熬的时间久些……
罢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便自己大声嚷嚷“完颜氏有狼子野心”又有谁信？
再说那“倭寇”，也算是“渊源流长”了。倭寇倭寇，倭人寇边，亦是倭国贼寇，Rb海盗。总之不是好词，更非好事。
二百余年前，日本施行海禁政策。但日本商人锐意搜求中国货物，违禁前往楚国的浙江、福建一带经商。楚政府则通过庆元、泉州市舶司收税来接待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多是流劫日本西部沿海的武装商人。他们尝驾小舟流劫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视商船劫掠之，并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日本商人在中国不满所欲，卒蟠劫而去。故终楚之世，使竟不至，寇盗边睡。
又过数十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乃称之为“倭寇”。
明宗嘉靖初年，大定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后，反而是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
大定中期以来，朝政日趋腐败，军事由强盛退为衰弱，海防废弛，御僻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随。军队缺员严重，战斗素质极差，器械俞败，粮草不济，便利了倭寇的侵略活动。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政策上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在海岛设以据险伺敌的水寨，均因将士惮于过海，自海岛移置海岸，原来的水寨被海寇据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卫所，军粮不足，船只坏损，兵士短缺等现象极为严重。
为控制局面，政和六年，朝廷任命朱纨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前往镇压。朱纨采取了“革渡船，严保甲”等一系列措施，以“佛郎机国人行劫”为由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加强海禁，损害了沿海官僚地主及农民的利益，招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导致统治阶级的剿倭立场发生松动和变化，此后以汪直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趁机发展起来。
官府先是与汪直合作，剿灭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等以劫掠为主的海上武装势力。剿除大盗陈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后新任巡视浙江都御使及参将俞大猷的到来，情况突变，导致“倭患”大爆发。崇宁元年，明朝政府首次把汪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次年，汪直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
此次“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云云，便极大可能出自汪直手笔。
揉揉眉心，结合前世今生的记忆，冯过对汪直其人大抵有所了解。
汪直，即王直，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本名锃，号五峰船主。因其在海上违法贸易时冒用母姓“汪”而自称为“汪直”。
相传王直在出生时，其母汪氏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纷飞，草木皆为结冰。乡人曰：‘天星入怀，非凡胎也，”少落魄，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
嘉靖十九年，汪直和同乡徐惟学在与福建漳州人叶宗满、谢和、方廷助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同年抵达日本的五岛群岛中的福江岛，受到大名宇久盛定的欢迎。其时五岛群岛的名称为“值贺岛”，他在海上看到五个山峰，故自号“五峰”。
数年后，汪直自走私商金子老携东南亚海商在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一带开始走私贸易后，双屿港逐渐走私贸易大港，其中实力最为强大，掌握话事权的是福建商人李光头与徽州商人许栋四兄弟。
因定国东南沿海地区到日本之间这段海路，有大量的海盗盘踞，为了安全起见，汪直就投靠了同乡许栋，成为了海盗中的一员，担任掌柜，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
但没过多久，许栋就被定国派兵剿灭，无奈之下，汪直只好自己单干。他以金塘岛马迹山为据点，在日本和定国本土招兵买马，花重金招募一些亡命徒为其卖命，很快，他就拉起了一支强大的海盗队伍。后又看准时机，通过暴力手段在日本建立了宋国，自称为“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就这样一个臭名昭着的海盗，在一些小报中却颇有正面评价，譬如“少时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之。乡中有徭役讼事，常为主办”、“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等等。
而且，在传闻中，其自称“儒生五峰”，颇具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在他家乡，汪直甚至颇得民心。
由此可见，汪直确非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