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松去哪儿，其实并无多少人在意。
官府发了海捕文书通缉，便不再是一地之事。对于相关官员而言，也没那么上心去经办此事，不管是西门庆及他的打杀还是白玉乔，都非良善之辈，虽说律法面前人人平等，但人既有三六九等，更有善恶良邪之分，死些个恶人，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乃是好事。但这种事自是无法宣之于口，执法者会有诸多顾忌。
至于民间舆论，终无法左右事态发展。开初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高瞻远瞩地言称早预料到西门庆不会有好下场，多行不义必自毙嘛；又或为武二郎扼腕叹息，徒手搏虎诶，绝对是勇力无双的猛人，这要放到军中，何愁不能建功立业？却因一时意气之争而沦为逃犯而有家不能归，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呢，做人虽不能瞻前顾后，但真真要三思而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哦；又有说武松暴躁好斗甚至是鲁莽残暴，最喜欢打打杀杀，仗着是衙门公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时常做一些小题大做矫枉过正的事，且暴力执法，市井布衣苦其久矣。
总之，关于武松此人此事，民情众说纷纭，反应不一。
这样的事貌似骇人听闻，其实只是短时热点，过不多久人们的注意力便会为其他事件吸引过去。八卦心理嘛，好看热闹不嫌事大，站着说话不腰疼。针对某一事件，人们能够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点评剖析，说的头头是道、层次井然。当然，要想有统一观点是不大可能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继而辩论反驳展开骂战，歪楼一万层。
世人多半如此，说着热血沸腾的话做着苟且偷生之事，平日里夸夸其谈，事到临头却闭口不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是“正常”心理。
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此句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为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譬如武松一事，便多有无理指责完全不明其中奥要便大放厥词之人，这才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呢？
其实，受此事影响最大的只能是武植夫妇。或者说，受益最大的便是武大郎与潘金莲。
可以预见的是，西门庆此计一旦得售，武松窝囊的负下巨债，武大郎念及兄弟情深，怎会不帮忙偿还？如此一来，炊饼铺子便没了。再往后，武植能守得住潘氏不红杏出墙？西门大官人为了长期霸占，嫌武大郎碍手碍脚，会怎么做……武松一旦得知，又会如何？怕是正如那名着所说，武植夫妇都当性命不保。
现下可好了，西门庆一死，后患已除，武大夫妇可安生过日子矣。嗯，只要别再出现东方庆、南郭庆、北宫庆。
许是受那名着影响，武松在冯过的印象中乃是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被逼着落草为寇并为老奸巨猾的宋某人利用，实在是英雄末路。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跟对了人很重要，别被坑了才好。但眼瞅着这位武二郎如此个暴脾气，想要平平淡淡的过，怕是很难。
嗯，会试后赶赴东京殿试，或许可以绕道梁山去探视一番。
万仞凌霄翠色连，梁山石上水涓涓。峭壁阴森垂马鬣，危峰罅漏滴龙涎。
不知宋黑脸上山了否？应该没有……吧？朝廷邸报未言及此事，但也不见得真没有，隐上瞒下，基操罢了。
“去时三十六，来时十八双。若是少一人，誓死不还乡。”
是的，所谓的“宋江起义”在宋朝三百多年历史中只是一次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宣和元年，宋江等36人占据梁山泊，招募义军，聚众起义。旋率众攻打河朔等地，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但之后一直打游击战，一路逃避，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与官军周旋年余。宣和三年二月，攻取淮阳军，从沭阳乘船到达海州。五月，宋江率众登岸后，遭海州知州张叔夜伏击，船只被焚，宋江战败被俘，起义失败。
什么宋江征方腊，完全不存在的。事实上，人家方腊可比宋江混的风光多了，实力也远非梁山草寇可比。
不过，这个时空可是走向不同，方腊已殒，宋江可指不定还在哪犄角旮旯里呆着呢。
罢了，到时去看看呗。
瞧瞧，冯小七可真是自负，会试都还没开始呢就想着殿试，真以为江西解元就必过会试？唐寅的“光辉事迹”了解一下。
会试，才是士子穷极一生都想过而难过的最后一关，至于殿试则是不淘汰只评名次的。
乡试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受到录取名额的限制，其比例大致上是三十比一。本朝初，大多数省份的乡试录取名额是三十到五十人左右。时下东南二京增至百人乃至一百三十余人，其余各省则自四十到一百一十名不等，全国乡试录取名额达一千至一千一百余人。
中了举人也就取得了作官的资格，所以三十比一的录取比列，使得中举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正如冯过所“写”的《儒林外史》中所说，五十多岁的“范进中举”后，欢喜的发了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便是真实写照。
至于会试，貌似录取率更高些。乡试录取额为一千一百名至一千二百名，加上历届下榜及因故未能参加会试的举人，应试者约为一千五百名至二千名，会试录取定额三百人，录取率约为六比一。
但要晓得，这近两千名举人可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尖子生，个个都非善茬，除了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谁敢断言自己能被取中？
与乡试相比，会试仍是一般的程序，考试内容也都大同小异。科举取士，乃是这个时代最为行之有效的选官方法。
本朝建立不久，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正月，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师听候授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文华殿学习。连考三年后，太祖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多是“后生少年”，他们只会写文章，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二月决定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送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停止了十年。但是，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而且滥，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最多的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长此下去，将无官可授，而且被荐举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经过比较，太祖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定科举成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荐举、科举两途并用。永乐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一途“久且废不用矣。”
大定百五十年，共取进士千余名，除却太祖朝，自太宗始，内阁辅臣皆是经六级科举而选，文臣权力乃有史以来最盛。
读书人，即便不想步入仕途，但也想藉此改变门庭或实现自我价值。十年寒窗？哪有这么一帆风顺，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一朝成名？这才是终极目标。
二月初四，冯过一行顺利到达金陵城。
举人赴京赶考，一般而言是无人敢冲撞的，他们皆“官给禀传送礼部会试”，即由各地官府提供食宿费用和交通工具。
举人在出发前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看吧，这就是读书的好处。
读书无用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是伪命题，且都是些不爱读书甚或不会读书之人的谬论。读书，始终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