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在陕西大地震一事上，黄潜善至少是知情不报，仅“不察”二字便足够其喝一壶的，但却只是不痛不痒的被暂停了职务，这其的猫腻之处便是其朝中有人。
他是福建人，恰巧内阁首辅蔡京和枢密使蔡卞也是福建人，此即所谓“乡党”也。
《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在官场，以乡谊为纽带竭诚朋党、帮派等，通常被称为乡党，是一种官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乡土观念的具体反映。按照周制，古代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而称乡党。
而自古以来，朋党以及衍生而来的“朋友圈”文化是中国古代政治中驱之不散的阴霾，各级官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结成朋党、帮伙、派系和集团，为己方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依靠，彼此回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外力难以撼动。
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通过婚姻关系结成的家庭团体被称为“姻谊”。
总的来看，通过“年谊”和“姻谊”结成的社会关系虽然很牢靠，却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相比之下，通过地域同乡结成的社会关系，由于国人向来有家乡情结，对同乡比较信任，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和乡党关系，非常重视地域与乡党，一地之官同气联枝，一乡之人互为党援，是官场最牢固的“朋友圈”之一。
譬如刘邦时期的丰沛集团，东汉光武帝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南阳、颍川家乡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跟曹操有地缘关系的沛谯集团，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与自己有地缘关系的颍川士族集团，南北朝末期和昌楚时期来自关中地区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本朝的“蜀洛朔党争”，等等。
在官场上，乡谊往往会被异化，从较为单纯的同乡情谊，上升为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同乡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一是引荐提拔官员往往只问籍贯，不问学识能力。
二是官商勾结成风，为家乡争取利益，不惜罔顾朝廷利益。
三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谊还会违规干预各种案件审理，影响司法公正性。
诸如此类。
黄潜善非但傍上了蔡京这条大腿，与蔡卞也颇有往来，当得起“长袖善舞”之称。也正是他深谙为官之道，是以虽官职不算太高，在“闽党”中也算得上是有些份量的骨干人物。
也正因如此，大地震事件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博弈后，蔡京保下了这位听话的马前卒。沉寂了两年后，其从冷板凳站了起来，被委任为户部右侍郎，并为南京会试房官。
会试同考官也叫房官，多由翰林进士出身的司官、科道担任。
黄潜善这户部右侍郎充任会试房官似乎是“屈就”了，正三品职官哪。主考官杨廷和时任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
奇怪么？官衔更低的反而是会试主官。但却是极合理的。
春坊，隶詹事府。明洪武十五年分春坊为左右，置大学士一员，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皆审慎而监省之；又有左庶子、左谕德各一员，左中允、左赞善、左司直郎各二员；二十九年又增置左清纪郎、左司谏、左通事舍人。在永乐年间，内阁成员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学士常作为内阁首辅的主官职。后来内阁官职逐步改为殿阁大学士，并可兼六部职务。春坊大学士就不在作为内阁成员的主官或兼职，成为一般官职，但却是翰林编修、检讨升迁之阶。
也就是说，翰林官基本都会充任春坊大学士，继而入内阁成为辅臣。正五品？不可以官衔高低度之矣。
当然，户部右侍郎也是实权职位。六部中吏部为首，户部次之，之后是礼、兵、刑、工六部。内阁大学士往往是兼任六部中某部尚书或者某部侍郎。虽然有内阁辖制，但是原则上，本朝的六部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乃是大定文官实权职位的最高品级。但在侍郎之上还有左侍郎、尚书，内阁才那么三、四人，排资论辈之下，他这户部右侍郎想入阁那是千难万难，怎么也得熬个十几二十年。
但杨廷和不同，若无意外，他十年之内必入阁，可谓是大步走在百官升迁的最前头。
嗯，他也有大佬撑腰的，内阁三辅苏辙便是。无他，蜀党也，他亦是成都府人。
黄潜善蛰伏二年，韬光养晦，一直筹谋着东山再起，此次便是大好良机——若是举荐出几位高排名的进士，他这房师可不止脸上有光，更是日后的政治资本，可为臂助也。
原本，乡试、会试时有巡绰官负责巡查管理号房，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在内帘门口接洽。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变更，内帘官有时也会巡查考官，毕竟每个号舍前都有号军，众目睽睽之下也做不得手脚。至于在试文中通关节，屡禁不止，不提也罢。
好巧不巧的是，他走到冯过号舍时，见是一个俊俏的不像话的少年埋头答题，颜值胜于一切嘛，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看了一眼，这一看可就走不动道了，首先当然是那字体，冲击力太大了。
永乐时，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名重朝野，乃至片纸千金，上有好，下必甚焉，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名为“台阁体”。
“台阁”一词在汉朝时指尚书台。东汉光武帝始设尚书台，综理政务，是国家中央机构，昌楚后改为尚书省，从汉直到魏晋至楚都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其后，“台阁”成为中央政府机构的泛指，是一个大概的范畴，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至大定恢复昌制设中书省，建立内阁，因此内阁便可称为大定之“台阁”。
原本“台阁”作为机构代称与大定书法是并无关系的，在书法史上当时也并未出现“台阁体”，与之相关的是另一个名称“馆阁体”。“馆阁”并不同于“台阁”，“馆阁体”在书法史上通常被理解为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以“乌、方、光”为主要特征的官方通用字体。
“馆阁”之称源于大昌，昌末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掌图书史籍的编纂之事，称为“三馆”，又辟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为图书经籍和历代御制典籍收藏之所，后将“三馆”与“秘阁”合并，统称馆阁。
洪武十五年，始仿昌制置殿阁大学士，有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建极殿（旧名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名，置学士或大学士，以其皆内庭，故总称为内阁大学士、大学士。”所以大定内阁是仿昌制而产生的，本质上已经不是中央政府机构，它不具备政治职能。因此大定内阁从广义上区分应该属于“馆阁”范畴而非台阁。
又重置翰林院，也称馆阁。馆阁体被定义为“匀圆饱满”的楷书，后约定俗成专指这种官员书法。但是这种专指也是一种泛指，广义上指自昌以来宫廷书家所形成相近风格的书体，是中性词；狭义上指昌末以后僵化呆板的馆阁应制之书，是贬义词。
台阁体书法不同于普通书吏的书法不单是职位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学养方面的原因，台阁体诗文中端雅、婉丽的气象侧面影响了台阁体书风的形成。由此台阁体书法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带有审美意味的书法风格。
馆阁体讲究黑、密、方、紧，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在科举试场上，使用这种书体会令作品加分不少，后来由于用此种书体太多遂成必学书体。
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个性。
近十余年来，士人书家对于风格形式上的探索更加不拘一格，“台阁体书法”已然成为机械化书写，艺术价值几近全无。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昌，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当今书坛主流。
穷则变变则通，书法亦是如此。只是，书坛自魏晋昌楚的鼎盛期后，到了本朝虽也有书法大家，但皆垂垂老矣，书法传承明显出现了断层。有志之士莫不哀叹书法自此没落衰败也，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已发展到了瓶颈，想突破谈何容易？
冯过的横空出世似是给书坛打了针强心剂，十几岁的少年郎集前贤之长融会贯通而独树一帜，单就一个“新”字便已足够自成一家。他的字罕有流传出来的，这反而增添了神秘感，物以稀为贵嘛，“改之体”倒成了书坛的风向标，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探讨，最后定性为：出入晋唐，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