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岗之初总会觉得无所适从，冯过倒是不会，有魂穿前长年坐班的经历哪里还会如坐针毡，无非是假模假样的摸鱼罢了。
大定富庶，一改秦楚的饮食规律为一日三餐，中午的“工作餐”倒也马马虎虎。
古之上贤，必有禄秩之给，有烹饪之养，所以优之也。
最早开办“集体食堂”的，可能要属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孟尝君最大的特点是礼贤下士，招徕了大量食客，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多人。
而完整意义上的“机关食堂”制度确立于昌初。太宗坐上皇位后一度成了工作狂，延长了朝会的时间。那时候中央机关官员上班本来就早，鸡还没叫就要起床。会议时间长加上没椅子坐，散会时的饥肠辘辘可想而知。于是太宗以“聊备薄菲”为配套措施，与会者都可享受一顿免费的“朝食”。这顿工作餐是在廊庑下设食堂，有时又称“廊餐”。这顿“朝食”标准还不低，比如说，四至五品的标准是菜肴七盘，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六至九品的标准是菜肴五盘，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等。贞元初年，洛阳的消费涨出天际，一般人家舍不得吃好东西，河南府兵曹庚倬每次都省下一份工作餐打包带回去，给姐姐品尝。
有了固定的餐食后，也就有了相应的用餐场所，大昌机关食堂里档次最高的是“公厨”，那可是皇帝在金銮殿上摆下的国宴。宰相办公的政事食堂称为“堂厨”，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也有自己的食堂，如中县食堂、判曹食堂等。一般办事员用餐的地方还有“吏厨”“佐史厨”或“府史厨”。
这么好的饭菜自然受欢迎，但也会招致不满。高宗时期，宰相们曾针对削减伙食标准开会讨论，有人反对说，这顿丰盛的公餐，是皇上对中枢机务特别重视的体现，如果我们不称职，就该自请辞职以让贤能，不必以减削标准邀求虚名。于是削减标准的讨论只好作罢。
时人还写稿子总结了“食堂制度”能够坚持始终的几个原因：平时大小官员各办各的公事，借助工作餐有了一个和睦交流的氛围；其次，食堂还创造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群言堂，啥事都好商量，“堂之作，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
昌以后，食堂制度被推广到了京师其他官署和各级地方政府之后各朝均沿袭了这一制度。秦楚官员的福利待遇丰常优厚，他们的工作餐也叫“廊餐”或“廊下餐”，吃饭时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廊、西廓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廓，排场非常大。
到了大定，“公务员”食堂制度还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常威给朝会官员配免费工作餐，用以养廉。就餐地点在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臣子按品级高低就坐，秩序井然，公侯一品官在门里吃，二至四品在门外吃，五品以下在台阶或空地上吃。只是吃饭的礼节太重了，餐前要给皇上磕头，饭毕还得拜谢，磕头退下。而且这种工作餐规模较大，标准较高，日复一日，操办麻烦，后来礼部打报告请求撤销，太祖顺水推舟，下令只在每月初一、十五吃两顿。不过成祖上台后又恢复了工作餐的制度。
吃饭不要钱而且吃嘛嘛香的“公务员”的诱惑难免不让人羡慕嫉妒。所以，大昌诗僧王梵志诗云：“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
吃午膳时看见病恹恹的陈亮，冯过忍不住揶揄两句：“龙川先生这是怎的了？宿醉未醒？不对呀，昨日可是未曾饮酒哪。”
陈亮叹道：“一上午坐立难安，倒比生病还难受些。”
冯过心道：“那些个高官谁不是这么熬出来的，你陈龙川性子洒脱、放荡不羁，蓦然间要适应朝九晚五的坐班还真是难为了。”笑笑，说道：“你且知足吧，过些天忙碌起来便该怀念这无所事事的日子了。”
陈亮闷声道：“那也比混吃等死强。”
又摸鱼下午，好不容易捱到散衙，冯过婉言推辞了秦桧的饭局，称同年早就约定今晚聚餐，过几日请前辈赏脸吃个饭云云。
这种交际应酬是必不可少的。往后三年在一间屋子里办公，难不成还要坐看两相厌？
至于说“同年聚餐”也是真的，这些日子除了三部九卿推荐的极少数二、三甲进士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大部分进入各部署观政，也有少数人选择直接外放。
《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进士除授》有明文规定：二甲进士在内除主事，在外除知州；三甲进士在内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舍人、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县。
这少部分选择第一时间外放的新科进士外除知州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推官或者知县。有背景靠山的赴富庶的上县为官倒算是美差，无人脉关系的只能去贫瘠下县熬资历了，很难做出政绩。
大定的“府”有京府与非京府之别，一般府之长官称知府，唯开封、江宁两“京府”之长官皆称府尹。为正四品官。府官掌一府之行政、教化、钱粮、治安。州：“州”之长官，称知州，品秩为从五品，州有大小，有直隶、属州之别。大的“直隶州”为直隶于省之州，地位与“府”相同；小的“属州”，属府管辖，地位与“县”相同。县：“县”之长官称知县，为七品官。府、州、县之行政体系与职务，大致与秦楚相同。
“府”、“州”、“县”虽在布政使司之下，实系地方之基层行政组织，与“布政使司”介于监察行政之间者不同。
另，大定并改楚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而县则按缴纳田赋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六万石到十万石的为上县，三万石到六万石的为中县，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县衙一般为七品，少数县粮特别多的或地位特殊的为六品甚至五品。
下县多在偏远地区，虽说天高皇帝远，但往往会成为被上司乃至朝廷遗忘的角落，蹉跎颓废是难免的，升迁是千难万难，有个灾祸什么的第一时间被推出来问罪以儆效尤。可以这么说，去下县为官，早晚会认命，成为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的庸俗之辈。
可在京候缺补官，也多半不能如意，难哪。
本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余名，自是不可能悉数共聚。事实上，自打入京，贡士们便开始“拉帮结派”，进出于各大会馆，仿似泾渭分明。
此乃大势所趋，倒非是矫情，即所谓乡党者也。
周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泛指家乡，此时“乡党”则指乡亲、同乡。
“结党营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官吏结成朋党、帮伙、派系、集团，谋取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结党后，成员互相倚恃，彼此回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利益共同体。其间各种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虽不是严密的组织，但粘合性很强，外力不易撼动。
那么，结党以什么为纽带？血亲、戚族、同乡、门生、故吏、同学、同年、友朋，都可作为纽带。血亲、戚族纽带当然最牢固，但结党的范围不大。门生、故吏、同学、同年之类作为结党纽带，虽具有韧性，但结党的范围也不大。同乡纽带，旧称“乡谊”，作为结党纽带则既比较牢固，结党范围也往往较大。乡谊有疏密的差别，越是小同乡，纠合越易紧密。
以乡谊结成朋党、帮伙等，是一种官场常态，是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考其历史，可以溯至古远的时代。例如，曹魏时有汝颍集团、谯沛集团，大定有洛党、蜀党、朔党，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苏轼、吕陶都是四川人，故称“蜀党”或“川党”；而“洛党”则以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吊丧当日，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礼，进行大赦，于是群臣往贺。然后再去祭吊司马光，然而程颐认为“庆吊不同日”，于是苏轼和苏辙只好半道折返，苏轼说道：“鏖糟陂里叔孙通也。”，意思是指程颐犹如汉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孙通。
有一次是定太祖忌日，在相国寺祈祷，程颐让僧人准备素食，苏轼取笑他说：“正叔(程颐字)不好佛，胡为食素?”，程颐道：“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然而苏轼则认为完全不必要，于是让准备荤食，并且开玩笑说“为刘氏者左袒!”，效仿汉代针对吕后的典故，于是程颐同其弟子范淳夫等食素，而苏轼和秦观、黄庭坚等食肉，两派对立，从此开始。
其后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