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身材魁伟的智深和尚，冯过事后又去了解了一番。
原来，他前次去大相国寺问沙弥寺中可有“智深”，沙弥却听成了“智森”，言称院中确有其人，却是个老僧，伺弄着些蔬菜，极少与外界往来。
冯过又使了些银两，打探出智深和尚的来历。
原来此人原名鲁达，乃是一提辖，当地一老汉女儿金翠莲被迫嫁与郑屠为妾，后来被其妻赶出门，到酒楼卖唱还钱给郑屠。鲁达打抱不平，先帮忙两人脱身，然后到集市找到正在卖肉的郑屠，以切肉为名耗其体力，最后郑屠不堪忍受，两人厮打，鲁达三拳将其打死。
他在金老女婿的关照下入五台山当了和尚，得法名智深。鲁智深不守清规，多次饮酒，醉打山门，无法在五台山安身，只得离开，智真长老修书一封，让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投奔自己的师弟智清长老。
智清给他安排管理僧田菜园子，这委实是一个美差。
大相国寺不仅仅是敕封的皇家寺院，而且是汴京最大的贸易市场，是三教九流聚集，商贾云集的场所。鲁智深掌管的菜园子规模很大，生产的蔬菜不但供应佛门，而且是都城的蔬菜供给基地，附近泼皮都能够靠盗窃菜园子的蔬菜生存，可见菜园子的管理者有多少油水。
据说，开初二三十个泼皮想给鲁智深一个下马威，结果被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由此成为鲁智深的死党。利用这一帮泼皮，鲁智深管理菜园子，就是一个甩手掌柜。而且他人在佛门，但在大相国寺喝酒吃肉，却是没人以佛门清规戒律约束他。
这是劣根难去，还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冯过不由哑然，这算是宿命所致吧，林、鲁二人终究走到了一起，至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天晓得！
又过了些日子，“白楼”开张营业，因有几出话本新鲜出炉，在应素白的悉心教导之下，瞬时风靡全城。而且，这间青楼主打歌舞，坚持“卖艺不卖身”，背后站着诸多朝堂重臣，更隐约有朝阳王的身影，纵有人眼红，也是不敢明目张胆的针对。如此这般，“白楼”很快站稳脚跟，风头日盛，直追樊楼。
另，吉阳书局分号“染墨轩”亦在城中数处繁华地段同时营业，隆重推出数本新书，为仕林哄抢，一时洛阳纸贵。传言，新书作者虽名“品涩居士”，但其实正是大定最年轻的状元冯过冯改之的手笔，这让“冯七郎”之名上了个新台阶，风头之劲一时无俩。
而冯过则在忙另一件事，一件他始料未及却又似乎名正言顺的事——参与编修《通志》。
早在明宗治平元年，司马光就已把自己编写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了八卷本的《通志》。明宗看后颇为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
但其后因为新旧党争如火如荼，朝中官员尽卷其中，编修《通志》之事就此搁浅，直到司马光去世也不复重启。
而完整本的《通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资治通鉴》！
那个时空，宋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说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赐书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还亲自为书作序。
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此书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着，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着，所谓“史学两司马”。
后人评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内容思想博大精深，录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抬遗补缺，从而为学史、研史都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国家领导者不可不读之书。
但这个时空并没有《资治通鉴》，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司马光没有完成此书的编撰。也不知崇宁帝是怎想的，许是为了平息朝中的暗潮涌动而转移视线？毕竟，修史编录乃是国之要事，参与者可青史留名，谁不想分一杯羹？
此事第一责任人是辅臣苏辙，具体负责人是翰林院大学士费宏，实际参与编撰的有翰林院、礼部及国子监，若有需要可从各部堂征调人手。
作为翰林院储备干部，冯过自是要参与其中。
《通志》已定下了编撰方向，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可想而知的是，这是项浩瀚的大工程，非等闲一两年可完成。好消息是，司马光编的那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只需稍加整理便可引用，省却了不少时间。
冯过领到的任务是参与《汉纪》的编撰，分六十卷，翰林院八人、礼部八人及国子监二十人相互协同完成。
兹事体大，冯过再无酱油可打，唯有打起精神好生完成这份差事。
所谓《汉纪》，指的是自楚汉相争至曹丕篡汉这四百年之要事，西汉东汉、三国魏蜀吴，最是纷争不断，可录者繁，任务艰巨哪。
冯过在此之前先看了司马光那八卷《通志》，权当是熟悉这位大文豪的行文风格。
呃，有些晦涩难懂，譬如“古怪”的多音节摄提计时术语。这套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现代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巧的是，《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
好在冯过博览群书且强闻博识，倒是晓得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旃蒙、柔兆、强圉、着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
在冯过看来，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此聱牙诘屈、奇辞奥旨，不管怎样，即便是史书也是编写给人看的，你这一套纪年法便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何必呢？
当然，他才不会就此提出异议，这帮子文子只恨不得百般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以示莫测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