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着就是名着，《西游记》出现在这个道教盛行的时空，一经推出便风行开来，影响甚剧。
不多时，虽然全书远未完本，却已引发多方面关注，纷纷讨论其内核思想。
大部分人认为，此书主题的表现将全真道的教义内涵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许多术语和诗词均来自道教内丹学经典。显而易见的是，作者乃是一位精通儒、释、道三教以及金丹学、易经八卦、阴阳五行、中医经络等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所表达的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表现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委实了得。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几乎多数是从道教全真道经典着作《性命圭旨》等书中脱胎的，内容是假借取经故事而宣扬金丹大道。
但也有人认为，从《西游记》中钩稽出《参同契》的奥秘，泄露了《悟真篇》的天机，在佛教取经故事的外衣下，实质是宣扬三教合一的性命之学。
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有人便如是评论：“《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总而言之，《西游》一出、轰动文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在瓦舍已有说书人在讲说，引发市井之间口口相传，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男女通杀。
汴京城内娱乐场所多，分布范围广，且占据了城内商业中心和繁华地段。瓦子、勾栏、酒楼、茶坊多分布在马行街、潘楼街、朱雀门外街巷、旧曹门外街巷、宋门外街巷等这些商业区和其他交通要道旁。
就瓦子来说，像桑家瓦子那样可容纳数千人的大瓦子，除了有勾栏经理人之外，管租金和收益的财务人员、管场地出租和仓储的管理人员、负责演出策划的设计人员、负责广告的宣传人员以及各种伙计。
勾栏瓦舍里的“说话人”在表演节目时，不仅可以做到所述内容丰富，还能保证“说话”的方式的优雅性和观赏性。除了说话时要做到绘声绘色，说话人一般也是学识渊博、博古通今。
他们所讲述的书里面大多包罗万象，书里面各种不同的人物，故事中出现的人名、风俗等不仅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还要做到表演时模仿的惟妙惟肖。如此这般，可以说是在满足市民阶级观赏休闲目的的同时，“捎带”地也做了文化普及。
流行的诸多书目则主要有“灵怪之门庭”、“烟粉之总龟”、“传奇”、“公案”、“朴刀局段”、“杆棒之序头”、“神仙之套数”、“妖术之事端”等类别。
说话又可分为四家，即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小说，一名银字儿，由银字笙或银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说唱一些烟粉、灵怪、传奇等类哀艳动人的故事。说公案及铁骑儿，自然是朴刀杆棒、铁马金戈的故事，与银字儿可说一文一武；说经说参请，指演唱佛经及参禅悟道的故事；讲史书，即讲说历代争战兴亡，多为长篇评话。
说话四家中艺术上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还是讲史和小说。
汴京勾栏中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教详等人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讲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说诨话一人。另外在闾里坊巷之间也有说话艺人活动，苏轼《东坡志林》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虽然《西游记》仍在连载，但不仅坊巷茶肆的说书人瞅准商机开始讲说这神话小说，便是桑家瓦子里也顺应民意为此书扩大影响而“推波助澜”。此书已非神话，更是“神书”。
另外，“东京梦华报”也一炮而红，遭至抢购，不得不一再加印，成了汴京城乃至周边地区追捧的报刊读物。甚至因为此报只在汴京印发其它地区的读者出数倍的价格求购之稀奇事。
大定人好追星，但此次汴京城百姓追的星却是一小说人物——孙悟空！
说到追星，有钱了的北燕，也做起了一件“汉化”大事：追大定的“星”。
定初的时候，燕国“文青”们大多还粉秦楚文豪，理宗年间起，“追星风向”也忽然一变，崭露头角的苏东坡，竟成了燕国的“当红炸子鸡”。
当然，这事儿很长时间里，苏东坡自己并不知情，直到他弟弟苏辙出使燕国，发现辽人到处在读自己哥哥的诗：“逢见胡人问大苏”。他不禁感叹：大哥呀，你在辽国好火啊！而大定使者张芸叟出使，连在幽州驿站的墙壁上，发现了苏轼的诗，而燕国书店里到处卖苏东坡的盗版书。当然，苏轼在燕国彻底红起来，应该是明宗以后的事。
但是在理宗年间，定燕双方的多次出使里，写诗对诗实在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作为大定的官员，出使燕国不留首诗，都不好意思回来见人。而最牛的还得说余靖，这位仁兄在大定文坛寂寂无名，在燕国却大大露了把脸。作为大定使节，他在燕国写诗，还用契丹语写汉诗。轻松突破语言障碍，写到燕国人心里头去了。可见影响力有多强。
确实，财富和兵威只能喧嚣一时，唯独文化，才是永久。
文化传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定的军事实力不足，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燕、西宁、后辽，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
为防泄密，定政府规定书籍需审定批准后方可印刷。涉及边防机密的文书，不得印刷。涉及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书，不得传写漏泄。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处以二年的刑罚。外国使臣进入定境，如其请求购买书籍，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类型的书籍均禁止购买。朝廷对外禁书政策的用意是保护机密信息，维护国家利益。
对燕国，大定是“禁出书籍，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燕国有了可乘之机，高丽已成为燕国获取大定情报的重要来源。
苏辙也为此事上奏，他认为“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为契丹耳目”，他还调查到，契丹常常派遣亲信人员隐蔽于高丽使臣之中，进入定境刺探消息。
所以，对于高丽使臣请求买书之举，苏轼连上三篇《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历陈不可卖书给高丽，“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至于为何苏轼会是最激烈的“反高丽派”，那是他认为朝廷推行的“联丽制燕”政策，弊大于利。奢华的接待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得不偿失。苏轼测算每次接待高丽使者的高达“约十余万贯”。因此他主张降低接待高丽使者规格，减少对高丽人的赏赐，甚至主张断绝和高丽来往。
苏轼还担忧推行“联丽制燕”政策会导致定燕矛盾激化，给燕侵定提供借口。
大定制定的“联丽制燕”政策，过分强调了高丽和燕的宿怨和对大定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国关系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维护。高丽和大定交往的一个目的是学习和引进大定先进的文化制度并获取经济利益。另一个目的则是借与大定交往来牵制燕国，在错综的“三角”关系中，维持力量均衡，灵活自保。因此，高丽是不会真正和大定军事结盟的。
苏轼看清了这一点，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指出：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是以，燕、辽以及高丽固然对大定的汉文化很是推崇，大定文人在国外倍受尊崇，但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国家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定人追星则完全是精神需求，孙悟空这么一个超凡入圣的神话英雄出现的太及时了，被世人追捧实不出奇，迟早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全民偶像”。
冯过晓得“齐天大圣”的影响力，但确是想不到竟然恐怖如斯。这不，读者大军嫌连载太慢，催更者威逼利诱让他爆发再爆发。他只当不晓，那是“品涩居士”的锅，他不背。咳，其实吧这就属于掩耳盗铃了，好像真没人知道那是他的笔名似的。
当然，全本《西游记》的出版已提上日程，只待合适的时机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