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泽和冯过看来，张迪乱军犹如悬在头顶的一柄利刃，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落向威胜军。之所以迟迟未落，唯一的解释便是康王。
康王常构是威胜军特殊的存在，哦，不，他是藩王，其实不该在威胜军管辖范围之内，而是自成天地。
藩王又称蕃王，是在地方官吏与天子之间的统治者，有自己的藩王国。他们可能是宗室成员、军功功臣或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在名义上仍未宣布独立的地方势力首领，或者由天子册封统治某地区的统治者（此地统治者将土地献上，天子再将土地册封给他）。藩王通常都有独特的名衔，这些名衔通常为地名或地域名，由天子决定。
藩王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从异姓王到宗室藩王，藩王制度的存在一直都是历代皇帝所头疼的时期。因而不同时期的藩王制度也是各有特色。
不同时期藩王的地位，和藩王的实际权力也是各不相同，并且不同时期皇帝的态度也是因时而变。
汉朝的藩王，论权力是最大的，但是论结局也是最为悲惨的。汉朝规模最大的藩王分封就是汉初时期的功臣封赏。刘邦的封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功臣。
例如萧何、张良等，但是更重要的乃是为了和韩信、英布、韩王信等人进行妥协。这些人本身是不属于刘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关系。
目的就是为了在打败项羽之后能够分得一杯羹。因而刘邦对他们进行封赏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为之。而最终还是要对其进行削弱或者打压。
事实也证明，在刘邦去世之前，对这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进行的打压，铲除了一大批的不听从中央的诸侯。
除了异性诸侯王，还有数量众多的刘氏诸侯王，在异姓诸侯王没有被铲除之前，这些诸侯的影响还不显现。但是随着异姓诸侯王被铲除，这些同姓的也开始搞事情。
这些诸侯王在自己封地之中拥有税收、官吏任免等众多权力，导致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形同虚设，并且还发生过七国之乱，导致汉初的几位皇帝对这些诸侯王都非常不满。
等到汉武帝时期，一道推恩令的下达，使得这些诸侯王开始日渐衰落，最终烟消云散。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诸侯王无法反抗。
因为他要求诸侯王对自己的子嗣进行分封，子嗣再对自己的后代进行分封。从而日渐削弱诸侯的实力，不需中央进行打压，地方诸侯便日益衰亡，最终也无法和中央抗衡，从而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情况。
之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刺史一职，看似是为了监督官员，但是也担负着监督诸侯的重责。一旦发现诸侯有不法行为，便会向皇帝检举，进而出发诸侯，轻则责备，重则取消封号。
大定诸侯数量众多，但是却没有一个诸侯能够成事。主要是定初便已经将地方的政治、军事等权力收归了中央，地方基本没有机会掌握太多的权力。
大定对藩王的规定可谓是非常严格，藩王有自己的封地的，也能够享受来自封地的俸禄，但不能掌兵权，封地护卫力量也有限制，无诏令不得离开封地。
而且大定的藩王承袭制度也较为严格，唯有嫡长子一人能够承袭，其余诸子只能够为官，实则没有承袭爵位的权力。这样做确实能够防止诸侯擅权，在地方做大，乃至于影响皇权。
如此一来也导致了皇室的衰微，宗亲实力的软弱。
有些皇室近支也需要去参加科举等，寻求仕途上的进步。由此就能够看出大定皇室实力其实并不强大。
但，藩王始终是藩王，代表着皇权，至少在封地是“一家独大”的，地方官并无管治权。
也正因如此，康王官田一案爆发后，作为本地主官的宗泽只能揪张汝舟出来当替罪羊。固然张汝舟是为了讨好康王而甘做欺压百姓的马前卒，但康王府当真就不晓得此事？但即便怀疑这其中康王府才是罪魁祸首又能怎样？一是查无实据，再则于藩王而言这根本就不算事，就算百姓被盘剥到走投无路甚至揭竿而起，康王始终是康王，是当今天子之血脉，谁能奈他何？
宗泽甚至隐隐查到，张迪叛乱的背后还掺杂着康王的影子。至少，张迪与康王府是有瓜葛的，否则怎能在康王的眼皮底下作威作福？
如今，张迪荣升为“晋王”，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与康王平起平坐了，之所以迟迟未杀将回来“反攻清算”莫非还念着早前的“香火情”，又抑或是忌惮康王府的护卫力量？
大定的藩王们和其他朝代的藩王们是本质的区别的，只是只给富贵，不给权利，所以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的。话说皇子什么的可以封王，但是王的爵位只保留一代，藩王的后代们只能选择一位年纪最大的人来袭爵为公，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藩王的儿子不能再封王了，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公爵，所以大定就经常性的出现了有皇帝没有藩王的局面，实在是因为大定皇帝子嗣不旺。
两代之后，宗室的子弟们就只能和普通的官员一样需要入朝熬资历，做的好的才能被封为郡王，什么藩王就别想了。
大定藩王没有实权，更不可能掌兵，但允许有一支保卫亲兵力量。按制规定，分封在外的藩王允许有两营亲兵，定额一千人。
这一千私兵可是实员，不会有弄虚作假的吃空饷现象，而且皆是训练有素的精兵悍将，装备精良，战力远非厢军可比。
冯过这般分析，张迪之所以未进犯威胜军，不愿与康王府为敌是原因之一，毕竟一千精兵摆在那，“晋王”麾下的乌合之众怕是不敢捋其虎须。更为重要的，张迪从未想过撕破脸皮蛮干。
说穿了，张迪与宋江、张万仙之流一般，虽然聚众闹事，却非真心“造反”。
“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一定规模的起义爆发要满足活不下去的民众数量够多而且口号喊得够响亮；而起义发生后能持续的时间长，效果好，又要满足资源补给跟得上、首领要有文化和长远的眼光，这些所需条件早就被大定的皇帝考虑到，并且对此进行了积极的“防患于未然”。
大定对外能不打就不打，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这种东西由上而下甚至影响了起义军的心理，对安宁的强烈向往弥漫在大定庙堂民间，宋江、张万仙等接受招安，无非也是不愿常年缩在山上当草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不肯走绝，民间造反实力不足，武将藩王又都早早被严格控制了造反可能性，这是大定造反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大定造反的规模和数量很大，但却没人成功。首先，起义没有士人团体拥护，“公知”和“读书人”在大定的地位很高，如果有他们的支持，那么久成功一半了。大定立国时就规定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连大定法律也明确规定“刑不上士大夫”，祸国殃民之流也只是被流放。
但是，作为武将的和却不是这个待遇。狄青当时遭到文官鄙视，都当着狄青的面说他，所以才导致狄青郁郁而终。在武人心中，大定不是他们向往的，没有军功封爵的政策，只有读书人对他们的鄙视。
而“起义”的人几乎都是文盲，更不要说“文化人”，而且他们选择造反只是因为想想活下去，所谓的战略规划都没有，更没有可以出谋划策的人，就连“义军”首领都是大老粗。
而朝廷对造反者则有大杀招：招安！
给造反头子加以官身，拿钱养着。带头大哥都成了官人，那些喽啰自然作鸟兽散。
嗯，都是套路，猫抓老鼠也好，老鹰捉小鸡也罢，演戏嘛，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珠玉在前，张迪所追求的自是前辈之成就，而且得长江后浪推前浪，闹的越凶越有资本与朝廷谈条件嘛。
所以，杀杀“贪官污吏”倒也罢了，招惹藩王皇子这种事、傻子才会做！
你把皇帝的儿子都得罪冒犯了，置天家颜面于何处？皇帝便是再如何想着“息事宁人”，可天下人都盯着呢，还能再行招安之事？岂非是脱了鞋啪啪啪抽自己的脸？
所以说，造反也是一门技术活哩，得把握好一个度，荣华富贵与万劫不复只在一线间，可不敢越界哦。
是以，威胜军至今能安然无恙，康王府是出了大力滴，很是生动的体现了皇家尊严。
但康王府也不可能会派那两营亲兵去征剿匪寇，平乱之事还需当地驻军及地方官相机用事。
但于宗泽而言，威胜军虽未受到冲击，张迪却是自沁源县叛出的，作为主官的他多少要承担罪责。
至于冯过，嗯，此事恰巧发生在他上任之前，与他无关，但剿匪一事仍需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