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是支持海瑞清丈田亩的，但是前提是海瑞必须完成赋税的征收，否则嘉靖绝不会放过他的。这点是朱载坖最担心的问题。
朱载坖很清楚，欠粮的关键就是士绅们，尤其是有官身的士绅，他们论品级免纳一定数额的税粮，可视为对官员低俸薪待遇下的一种补偿性福利。不过，缙绅往往将这种合法的优免肆意扩大，谋求法外收益，就是所谓的冒滥之弊，包括接受“诡寄”、“投献”，兼并土地， 隐藏人丁，扩大优免田粮的数量和范围，拒绝承担优免范围之外的里甲正役，甚至公然逋赋，转嫁赋役责任。
除了诡寄之外，要命的就是花分了。所谓花分，就是花户分田。
花户并非实际存在的人户，而是州县衙门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烟户是保甲的构成单位，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户。
最初烟户与花户是统一的。花户统计之初，应该是针对人户的统计，若统计比较准确，那么其时在册的纳粮花户涵盖的人口应该与实际人口相差无几。但问题在于，官府关注的并不是户中实际纳粮交钱的人是谁，而是在册的花户能不能交齐钱粮的额度。至于花户是否已经自然消亡徒具空壳，或者是否实际已别居分析，都不是其关心的内容。
这时候就是士绅们上下其手的时候，士绅们会和衙门小吏勾结在一起，把主要的赋税移到某几个花户，而实际上这些花户恐怕早就已经没有任何人丁了，官府收税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而实际收入的田产移到另外的几个花户中，如此便可达到偷逃赋税的目的。这就是花分。
和诡寄比起来，花分更加难以查出来。海瑞的意思也很明确，那就是不清丈田亩，就无法保证官府的税收，所以必须先清丈，再征税。
朱载坖有些担忧的说道：“海二府，你可知道其中的厉害？”
要从这些士绅们们手中收税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身败名裂。
海瑞不以为意的说道：“但为国家，何论其他。”
朱载坖不由得说道：“既然海二府有此心，孤就当成全你！”
朱载坖随即叫来几位讲官，和海瑞一起商量此事，讲官们提出，除了诡寄、花分之外，还有揽纳，所谓揽纳，就是有一个士绅包揽一整片土地的税收，由他向朝廷交税，然后在向百姓收取，说白了就是包税。
最开始揽纳者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无籍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现在这个已经是士绅们的特权了，乡绅采用诡寄等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交，以牟取厚利。
其实朱载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抑制士绅的土地兼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士绅们滥用特权的种种行为，已构成逋赋的重要因素，甚至到了上亏国计，下损民生的地步。
朝廷的优免政策，实际上成为他们欠粮的工具。按照嘉靖二十四年颁布的优免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
本来按照这个制度，就是说如果一个一品官绅之家，有田粮五十石、人五十丁，按 照优免则例，有三十石，和三十丁是可以优免的，余下的二十石和二十丁，是必须承充徭役，不得逃逋的。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依附于官绅之家的宗族、亲戚，甚至奴仆都是不服徭役的，官绅逋逃，重役都加在了小民身上，使得他们不堪劳苦。这是朱载坖他们现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朱载坖接着问道：“除官绅之外，苏州还有哪些占有巨额土地的？”
海瑞说道：“还有就是寺院，他们也占有大量的田产。”
苏州地处江南腹地，人口稠密，寺观林立，为僧者冗杂，而其中私自为僧者大有人在，这些寺院不仅人数众多，还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江南地区寺院林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拥有田地也是多少不一，肯定超过原本数额规定。
按照朱重八的规定，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仍有税粮，仍免杂派差役。 僧人不许充当差役。这个规定无疑为寺院扩张土地提供了方便，自大明建国伊始，僧道多占田蚕食百姓田地的现象就层出不穷。
于是朝廷限定僧人每人五亩田，多余田地给民众耕种。但是寺院占有的土地远远超过朝廷的限额，海瑞说道：“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
朱载坖之前就听聂豹言及庙产的问题，但是到苏州来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此事，现在正好一并问及，首先就是要搞清楚这些寺院到底有多少田地。
据海瑞的查访，镇江鹤林寺占田1583亩，径山万寿寺亩，常熟破山兴福寺僧田六百亩，其余各处寺院，少则数百亩，多则数万亩，虽然朝廷规定寺田也要缴纳赋税与徭役费用，但寺院借助权势，得以优免。这些相关费用自然而然转嫁到民众头上，加 重了民众的负担。而寺院则凭借特权，圈占土地，转租收利，剥削百姓。
朱载坖说道：“清丈田亩，固然要做，但是要请旨陛下再说，寺院的田产，朝廷早有明文，一僧五亩，不得超过，当比照度牒，没收多余土地，纳为官田。”
对于这些秃驴，朱载坖可不会客气，反正嘉靖也不待见他们，收拾了也就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