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大明徭役的弊端，不光朱载坖清楚，唐顺之等人也是很清楚了，日后张居正更是祭出了一条鞭法，但是朱载坖并不认为一条鞭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相反，朱载坖认为一条鞭法过于简单粗暴，为了增加收入，不择手段，零和博弈，对于老百姓极不友好。赋役折银，对于官府来说，征收方便，转运便捷，当然乐于去做了。
而对于衙门小吏来说，当然更是乐的征收银两，他们可以暗中获取高额的火耗，好中饱私囊。对于豪强士绅们来说，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巨额的银两，可以操控市场，当百姓需要交税的时候，他们就捂紧银两，造成银贵物贱的局面，低价收购百姓的粮食。
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再高价向百姓卖粮，他们当然乐的如此。
朱载坖很清楚一条鞭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百姓本就困苦，还要被官府、士绅联手压榨，究其原因，实际上在于大明朝廷根本不掌握铸币权，国家对于物价毫无办法，任由士绅们操控。
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朱载坖还想现在就摊丁入亩呢，但是显然不现实，眼下是先收拾这帮秃驴再说。
朱载坖和唐顺之、赵贞吉等人商量了一下。
首先是针对寺院的土地，清查南直隶所属寺院的土地，照民田征税，概不得免。
其次就是清理和尚，寺院的和尚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持有度牒的，属于被朝廷承认的，但是大明对于取得度牒是有明确的章程的。度僧基本上都考试，通过者方给予度牒，朱载坖命赵贞吉巡行寺院，对有度牒的和尚进行考试，凡不合格者，予以还俗。
剩下的就是没有度牒的，这些人本就不被朝廷承认，自然是没什么说的，全部还俗，同时朱载坖还命令锦衣卫配合赵贞吉，甄别其中的不法之徒。
然后就是比较麻烦的尼姑问题，大明对于尼姑，实际上有些矛盾。太祖皇帝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后来洪武三十五年，太祖皇帝在孝陵里下达诏令，将尼姑出家的年龄下限提高到五十岁。
宣宗皇帝则是严妇女出家之禁，宪宗也是如此，成化年间，仍禁绝妇女不许为尼。到了本朝，嘉靖本就十分厌恶佛教，两次下诏将尼僧发回改嫁，还俗婚配。
而且对于僧道的数量，大明也是有祖制规定的，朱老四限定全国僧人总数。永乐十六年十月规定，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现在东南的秃驴数量肯定是远远超过朱老四的规定的。
所以清理这些秃驴就成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就是大量违法建造的寺院。按照法度，这些寺院都应该予以拆毁，但是很明显不可能这么做，一来是大量拆毁佛寺，必然激起僧众信徒的反抗，对朱载坖来说是极不划算的。
二来是即便是令尼姑还俗，恐怕也有些尼姑没有家人了，将这些无处安置的尼姑集中到一起，加以管理，任其礼佛，也不是不可，只要能够找到去处的尼姑，听其家人领会，或者给嫁给士卒们。
至于那些妄图依靠混进寺院里逃避朝廷赋税的，朱载坖可不会客气，除了那些作奸犯科的要绳之以法之外，剩余的人也要罚做苦力，用他们代替百姓的徭役，眼下各处军兴，要修筑城墙，还有修缮水利，他们都派得上用处，他们多干点活，百姓就少做点劳役，没什么不好的。
朱载坖和赵贞吉商量好了之后，以巡按御史的名义布告南直隶：天下僧田之多苏松为最，举苏松又以苏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以无君无父之人兼饱食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无征田粮洒派贫民者又何限？其僧田为豪右巧计僭据者又何限？
经云君子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若以今富僧与贫民较之可谓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议况于僧道。
今日当道君子盍请诸朝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补貱无征粮田，亦所谓截长补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谓不利者特僧道耳。
同时赵贞吉还晓谕诸僧，之前有干犯王法者，限期自首。
赵贞吉的告示一出，苏州城内的秃驴们都坐不住了。苏州的寺民冲突，是江南比较激烈的地方。在大明立国初期，历经大规模的战乱毁坏，寺毁僧散，不少寺院的田地沦为荒田。
苏州本就就地狭人稠，寺田太多，民田少， 民众无法满足耕种需求，寺院荒废后，寺田被民众当成无主荒地耕种，但随着寺院的再次恢复，僧人借助官方势力又重新得到寺田。
造成苏州百姓和寺院的矛盾极为尖锐。之前的官府，一向倾向于寺院，因为这些秃驴和士绅们关系匪浅，如云谷禅师就和魏国公府有极深的关系，江浙籍士人与高僧结交甚广。
甚至连徐阶都和他们有交往，松江府南积善寺日久寺颓，寺僧无力重修，遂求助于吏部郎中谈景瞻，慧日禅寺因前寺毁僧散，徐阶置田二十五亩，以资香火。
甚至陆炳等人也有资助寺院的记录。现在赵贞吉要寺院，那他们肯定不干啊，一部分僧侣通过各种关系劝说赵贞吉，另一部分人则是去信南京、京师，动用各种关系，威逼利诱，要逼赵贞吉罢手。
连徐阶也收到了这些和尚的信，徐阶认为他现在是心学巨擘，有领袖心学的资格，于是亲自写信给赵贞吉，希望他给自己一个面子，对这些秃驴网开一面。
陆光祖甚至亲赴苏州，劝说赵贞吉，这位确实是狂热的佛教徒，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这次听说赵贞吉要在南直隶整顿寺院，连忙赶赴苏州，劝说赵贞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