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将张寅等人押解到京师来之后，为了证明清白，张寅的二十多位邻里与友人不畏被谋反罪牵连的危险，从山西赶到北京为张寅伸冤。还没等他们进北京城，户科给事中常泰于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上《为捕逆贼以正国法以绝祸本事疏》。
常泰在奏疏中称：又访得李福达死党二十余人，潜与大仁传报消息，其间如魏庆、王玄、张公、吴保、张老人等广携财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内，朋同营救，辇毂之下岂贼党纵横之地！及照伊亲薛济、赵胜、杨拆等山西问拟供明，何冤可辩？乃令其家人薛奎、赵礼、贾文章扶同逆贼假称分豁捏词代辩，其情甚有可恶。
人家只是来为张寅作证的，常泰却将这些人指为白莲同党，，这样不但可以阻止他们为张寅伸冤，还得依谋反罪处死，这招甚为毒辣。
但是接连几次三法司会审都不如嘉靖的意，而且各项证据实在是出入太大，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乃改拟张寅造妖言律，这使得嘉靖极为不满，御批三法司：死刑大狱不可轻有出入，这起人犯，各官所问先后情词不一，及着你每会问及多偏听回护，不肯从公详辨，谋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拟妖言，亦不见追出妖书下落，这等含糊不明，有碍发落，必得原问原勘官员俱来质证，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监着。李珏、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应官更替。巡抚、兵部各差千户一员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来京，毕昭也行文取来，原问三司官同并委官杨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来，马录既已交代，不见回京，锦衣卫便差的当官校拿解来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请问理。
在三法司多次讯问，无法得出结论后，嘉靖终于愤怒了。他认为这是朝廷官员们沆瀣一气，明里是打击白莲妖人，实则是借此机会攀咬郭勋，打击大礼新贵。
在嘉靖的强大压力下，原审此案的李珏、李璋、江潮等人抵京之后，于嘉靖六年八月初三日，仍会官廷讯，乃归罪于薛良，言良原与张寅有隙，将李五妄作李福达，李福达妄作张寅，并无聚众谋反，惑众称乱等情。
至此，方证得张寅并不是什么反贼李福达。至于被诬详情，仍需进一步审讯。
嘉靖并不认可这个结果，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就为张寅平反就行了吗？简直是在逗万寿帝君玩咯？
嘉靖当即下旨，将颜颐寿、刘玉、王启、刘文庄、汤沐、顾佖、汪渊并聂贤、徐文华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问官具言马录主张，所主何意。
同时，为了防止舞弊，嘉靖令璁摄都察院、桂萼摄刑部、方献夫摄大理寺，审理张寅案。经过一番审讯，对张寅家族谱系及其亲属关系理清后，又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黄册内有李福达名字，彼时方七岁，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钺谋反时，方十四岁，岂有谋反充军山丹卫之说也，计今嘉靖六年李福达年五十二，今张寅年已六十七，发就种种矣，何得以张寅即李福达也？
须发尽白的张寅比崞县李福达大出十五岁。并搜马录箧中有大学士贾咏、御史张英、都御史张仲贤、大理寺丞汪渊、工部侍郎闵楷私书，与马录等人所勾连的官员也大多浮出水面，最终具得张寅被诬状，使马录等缔党陷害张寅一家的罪行暴露无遗，张璁等对该案依法进行了判决。九月初七日，经世宗同意，后来，又将张寅案先后会问招稿集订为一书，名《钦明大狱录》颁布于世，以示刑罚之公。
此案，最后由嘉靖亲自处理，处罚之重，不亚于左顺门。
原告薛良判处死刑，为他作证的证人全部戍边，张寅官复原职。马录陷人死罪但未得逞，判处徒刑。其他涉及此案被处理的各级官员有四十余人。
谪戍边疆，终生不赦的五人：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前山西副使改任大理少卿的文华；谪戍边境卫所的七人：给事中刘琦、张逵、常泰，御史卢琼、程启充，刑部郎中刘仕及知州胡伟。
削职为民的十一人：左都御史聂贤，给事中王科、郑一鹏、沈汉、程辂，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郎中司马相，评事杜鸾。
革职赋闲的十七人：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山西巡抚江潮，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卿汤沐，大理少卿顾学，大理寺丞汪渊，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工部侍郎闵楷，都御史张仲贤、佥都御史张润，御史张英，南京御史潘杜、戚雄，由大理寺丞改任佥都御史的毛伯温。
尚书、侍郎级的高官甚至比左顺门之变牵连的更加多，成为嘉靖初年的大案之一。
所有本朝一旦涉及白莲教，都是极为慎重的，即便像陆炳这样极得嘉靖信任的臣子，也要非常小心谨慎，免得触碰到嘉靖的逆鳞，遭到反噬。
所以陆炳建议道：“殿下，此案尚未审明查实，是否是白莲妖人所为，尚无实证，殿下也不必先下定论，免得落人以把柄。”
虽然此案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当年的旧案会不会被翻出来，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官员想将此案翻过来，尤其是郭勋死后，更是是不是有言官上疏要求重审此案，以此反攻倒算大礼议。
对于言官们的小心思，嘉靖洞若观火，谁敢翻此案，都会遭到嘉靖的严厉打击。嘉靖已经将此案和大礼议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在本朝，任何有关白莲教的案子，都会引起嘉靖的高度警惕，就是怕有人借机翻案。
陆炳也是出于这个道理，所以才劝朱载坖先不要将此案往白莲妖人上牵连，免得被嘉靖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