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熙作为苏州知府，当然首先关注的就是苏州的安定，一旦苏州出现大的动乱，他这个知府肯定是难辞其咎的，见胡宗宪根本不理睬自己，蔡国熙只得给正在赶往苏州的督师大学士张居正上书，陈述苏州的情况，蔡国熙认为，苏州现在就如同重病之人，先要稳住病情，然后再下猛药。
而胡宗宪现在是根本不顾苏州的危局，一旦发生民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蔡国熙想请求张居正出面制止胡宗宪，先稳住苏州的局势再徐徐图之，不要再火上浇油，使得事态进一步失控了。作为督师南京，节制东南数省军务的大学士，张居正确实有权利这么做。
但是蔡国熙的奏疏到了张居正的案头，张居正看过之后给蔡国熙回了信，只有八个字：不经大乱，何来大治？
蔡国熙明白了张居正的意图，看来张居正说不定已经和胡宗宪达成了一致，就是借由此事狠狠的打击苏松的士绅们，蔡国熙不禁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蔡国熙很清楚，无论张居正和胡宗宪是怎么想的，只要苏州真的乱起来了，自己这个苏州知府想要全身而退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作为苏州知府，蔡国熙很有可能作为弃子被牺牲掉，一想到这里，蔡国熙对于这些士绅们就更加怨恨了，反正大不了丢官罢职，那就豁出去干了。
蔡国熙开始积极的配合胡宗宪和严绍庭，抓捕胆敢造谣生事的人。
而在京师，大批官员们也纷纷上疏朱载坖，认为胡宗宪等人在苏松弄得动静实在实在是太大了，应该加以制止限制，现在朝廷应当以安静为主，不该在朝廷的腹心之地引起骚乱，朱载坖对于这些奏疏疑虑留中不发，并没有表明任何态度。
直到张居正、胡宗宪的奏疏抵达京师之后，朱载坖当即将胡宗宪的奏疏下部议，而且朱载坖御批道：彼等抗拒天威，阴图不轨，若东南之臣果不能制，朕当亲御六师，直抵苏松，必使逆贼授首，狂寇冰消，方可正大明之法也！
朱载坖这才借胡宗宪的奏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坚决支持张居正和胡宗宪在苏松推行新政，要是张居正解决不了，那朱载坖就亲自南下，看看京营、九边精锐能不能解决此事，同时朱载坖还将此事定性为阴图不轨，可见性质之严重，要严厉惩治。
而在朱载坖将奏疏下部议之后，朱载坖召见了翰林侍读学士王锡爵和刑部右侍郎王世贞，这两位虽然同时出身于太仓王氏，但是却是两支，王世贞出身的太仓王氏，那可是大有来头，他们的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的余脉。自西晋永嘉年间王导率族南渡后，世居江东。唐宋时期王氏家族曾长期定居浙江分水，后迁居于太仓、昆山一代，成为风流相承数百载的衣冠诗书望族。
而王锡爵一样也是出身于豪门，王锡爵的王家，是大名鼎鼎的太原王氏，同样也是豪门，而且他们两家在苏州都颇有影响力，这才是朱载坖要找他们的原因。
朱载坖叫他们二人来，将胡宗宪和张居正的奏疏给他们二人，朱载坖问道：“你们怎么看此事啊？”
王锡爵和王世贞赶紧说道：“臣等以为朝廷新政并无不妥。”
对于他们的回答，朱载坖还是满意，能在朝中为官，他们的政治嗅觉还是足够敏锐的，他们很清楚朱载坖对于新政的态度，当然也知道东南士绅们对抗新政的后果，所以一早他们就和家中通信，告诫他们不能对抗官府，否则将会招来祸患。
朱载坖接着问道：“但是苏松之事，怎么善后呢？两位都是苏州人，可有什么说的？”
无论是朱载坖还是王世贞、王锡爵，都很清楚，现在的事情是不可能善了的，苏松的士绅们既然敢于挑事，胡宗宪等人肯定会坚决予以镇压，只是朝廷最后怎么收尾罢了，苏松毕竟是大明的腹心重地，一味的弹压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朱载坖才询问着两位苏州豪门出身的官员。
王世贞和王锡爵都认为，在事情结束后，应当怀柔以待苏松，但是具体到怎么做，王世贞和王锡爵的意见显然不一样，王世贞认为应当对士绅们怀柔，对于能够服从配合朝廷新政的士绅们，在赋税或者其他方面可以予以优待，将地方州县的部分权力下放给他们，依靠他们来掌握地方。
对于王世贞的看法，朱载坖面上不置可否，实则不以为然，王世贞的意思就是走原来的老路，将朝廷的部分权力放给心向于朝廷的士绅们，依靠他们来收取赋税、解决民间的小纠纷，达成所谓士大夫与朝廷共治天下的格局，这和朱载坖的想法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朱载坖费尽心思，想了无数的办法，调动了这么多官军、锦衣卫，最后还是士绅们把持县乡，官军来之前皇权不下县，官军来之后也是皇权不下县，那他妈官军不是白来了？
很显然，朱载坖不愿意和士绅们分享权力，狗的，凭你也配？
而王锡爵的建议就很符合朱载坖的想法，王锡爵认为苏州素称难治，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士绅、生员，把持乡里，动辄以民意裹挟朝廷，州县官员不能贯彻朝廷政令，现在朝廷既然以重兵弹压，就要趁此机会将原本的被士绅们把持的权力重新拿回朝廷手中，加强朝廷的权力。
由于苏松等地富庶繁杂，要重新划分县域，使得一县之令，得以掌一县之权，彻底避免原有的县令被士绅们架空的局面。
朱载坖对于王锡爵的看法大为赞赏，他当然知道王锡爵早就看这些所谓的苏州土着不顺眼了，因为王锡爵所在王家是后来迁入的，一直受琅琊王氏的打击，所以王锡爵对于苏松的士绅没有任何认同感，朝廷打击他们，他是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