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绎的整顿下，宫禁确实比之前严格多了，所以虽然有给事中弹劾陆绎挟私报复，但是朱载坖并没有多在意。
而从南京发来的一份奏疏还是引起了朱载坖的注意，这是督师南京大学士张居正和南直隶巡抚杨继盛联名发来的奏疏，主要是向朱载坖汇报在苏松实行考选小吏的情况。
在张居正、杨继盛的主持下，苏松两地的府县衙门从秀才中考选小吏，试行一年之后，张居正、杨继盛认为这些考选的小吏足够胜任衙门中的各种事务，请求朱载坖推广这种制度。
当然，张居正和杨继盛也提出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其一是现在大明的小吏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这使得参加吏员考选的秀才多是久试不第的秀才，年龄都偏大，不利于州县衙门的运作，针对这个情况，张居正和杨继盛建议，效法宋代的锁院试制度，允许这些有功名的吏员继续参加科举。
其二就是现在吏员的上升渠道实在是非常有限，吏员几乎是无法等到晋升，甚至迁转为官，在这种情况下，吏员很容易就会腐败，谋取钱财，所以张居正等人认为，应当遵循唐宋之意，允许吏员积劳成考，考满入流，由吏员升迁为官，打通吏员的晋升渠道。
对于他们两人的奏疏，朱载坖没有第一时间御批，而是先下内阁，令内阁诸位阁老商量之后，报朱载坖，然后再作决断。
对于张居正和杨继盛的奏疏，内阁的分歧是相当之大的，李春芳、陈以勤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虽然朝廷讲求三途并进，但是吏员升迁为官，应当是特例而非制度，如果吏员们经过考课，可以顺利升迁为官的话，那举人、进士们皓首穷经，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
在李春芳他们的眼中，吏员始终是卑贱的行业，李春芳说道：“宋史曾言，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 忍耻为之。”
言下之意就是吏员出身卑贱，当他们升迁为官，有失朝廷体统。
而高拱、郭朴则认为吏员循例升迁，符合三途并进之策，而且根据唐宋的规矩，吏员要想迁转为官，需要严格的考核和漫长的时间，以唐代为例，吏员正常是八考入流，甚至有些时候是十考入流。
也就是说，最少需要八年，吏员才能升迁为官，而且时间并不是唯一的要求，按照唐代的规定，八考六上，才能升迁为官，从流外升入流内，也就是说在八年的考绩中要有六年达到上等才能升迁，同时在这八年之中，不能有下等考绩，只要有就不能升迁，仅仅劳数够，劳绩不足，还是不能入流。
而且即便是升迁，担任的官职也是很低的，唐代吏员入流叙官为本司主事及上县尉，大明应该也是如此，吏员升迁也就是九品或者八品，基本上就是担任巡检、主簿等州县的佐贰官，而进士出身就是七品，这是吏员出身远远不能及的，所以高拱等人认为张居正的办法可以施行。
高拱和李春芳互不相让，内阁不能达成一致，也只能将内阁的意见如实陈述，于是朱载坖将张居正的奏疏下部议，交吏部商议此事。
吏部尚书杨博收到奏疏之后，也是大为震惊，虽然之前张居正等人在苏松试行考选吏员，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玩的这么大，要打通吏员的升迁渠道。
杨博没有立即上疏或者召集吏部官员商议此事，而是首先查看了大明吏员的考核、升迁方式，大明一样对吏员有考核，大明吏员的服役期限遵循三年一考，六年两考，九年三考的制度。
对于大明的吏员来说，九年三考试极为重要的，吏员三考期满后，要参加由吏部堂上官主持的考试， 即京考。京考就决定了这些吏员能否迁转为官。
朝廷对于京考也是十分重视，京考由吏部通引于内府，会同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出题，南北类试。锦衣卫堂上官、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监试。考其义理粗晓、行移得当、书札不谬者授以职事，考不中者罢归为民。
后来随着科举被视为正途，朝廷对于吏员就更加的不重视了，京考流于形式，即便是通过京考，也不能任职，吏员出身，沉沦下僚已经是常态了。
成化时的大学士丘浚曾经说过：“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筦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
吏员出身在大明官场所受的歧视，可见一斑，连杨博这个吏部尚书都不记得还有京考这件事情，可想而知现在大明，吏员们是个什么处境。
大明儒吏两分，吏员仕途难以通显，一般只能充任下级官员，像御史这些很容易迁转的职务，基本上都被科举出身的官员所垄断了。
之前的左都御史周延就曾经说过：“古者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须用有学术、识达治体者，安可用吏？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此徒任风纪，只使人轻视朝廷。”
除了御史这样的清贵职务之外，对于吏员出身的上限，也有了潜规则，吏员出身者不得任知府基本成为大明官场的潜规则，大多数吏员考满只能担任八品以下的佐杂官，他们除非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与大的成就，不得迁擢，上升空间小，很难做到高官。
像大明初年况钟以小吏出身，还能够升任苏州知府这样的要职，在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杨博将这些情况汇总之后，上奏朱载坖。朱载坖在收到了这些资料之后，本来准备立即召集重臣们商量此事，但是在京的官员们显然已经听到了风声，开始向朱载坖上疏陈述此事。
官员们普遍认为这些吏员道德水准堪忧，让他们为官会影响朝廷的脸面，所以希望朱载坖不要改动祖宗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