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朱载坖的这个想法，葛守礼当然是赞成的，加强科道的权力，对他这个左都御史来说自然是好事，葛守礼随即向朱载坖当面陈述的自己的意见。
增加监察御史数量，也要根据各部分的实际情况来配置，如户部、刑部、工部这种账目众多、事务繁杂的目的，就要多配置御史和给事中加以监察，同时要扩大监察的范围，之前六科仅仅针对六部进行监察，现在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也要一并纳入监察的对象之中。
朱载坖更加关心的是对于地方的监察，州县吏治的好坏，对于大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朱载坖要求都察院想方设法的加强对于州县官员的监察。
同时要禁绝风闻言事，既然给了御史权力，御史、给事中们就要大胆使用，对于州县各级衙门的所有账目，御史们都要坚决的清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立即向处理，而不是像之前一样风闻言事，朱载坖认为御史的弹劾必须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朝廷才能根据弹章作出处理，而不是现在这样，大家都通过奏疏打口水仗。
这样对于朱载坖来说也会更加轻松，毕竟现在朱载坖最厌烦的就是看这些科道言官的奏疏了，对于他们的奏疏，朱载坖实在是懒得看，而现在现在朱载坖给御史们权力，就是希望他们将州县官员中的害群之马给揪出来。
葛守礼向朱载坖说道：“陛下，一下子增加这么多的言官，恐怕不易啊。”
这是葛守礼最担心的事情，朝廷对于御史的选择还是非常严谨的，这次猛地增加这么多的言官，有可能将一些的害群之马给放进科道中，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朱载坖说道：“此事葛总宪不必担忧朕自有办法。”
葛守礼等人走后，朱载坖召见了高拱和殷士儋两人，殷士儋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载坖于是问道：“殷师傅，翰林院现在有多少人员啊？”
翰林院作为大明的储才之所，一般有正五品的翰林学士一人，从五品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和正六品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若干人，这些算是翰林院的正式官员，除此之外，还有经朝考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若干人。
现在翰林院有翰林学士一人，翰林官五十余人，尚未散馆的庶吉士八十七人，这些都是从千军万马的科场中杀出来的精英，绝对是大明读书人中的人尖子。
朱载坖说道：“两位师傅，朕闻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为何本朝之辅臣，必以翰林出身者任之？”
面对朱载坖的这个问题，高拱做了一些解释，太祖废丞相之后，大明从体制上来说就不再有丞相这一职务的设置了，所以宰相必起于州郡，在大明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阁臣并非宰相，而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人员，而最初的内阁成员，并未严格地循资格和品秩。
成祖即位之后，选定的七名内阁辅臣中，黄淮为中书舍人，胡俨为桐城知县，金幼孜为户科给事中，皆不是翰林官员，可以说最开始的内阁成员选择，几乎就是出自圣心，天顺以前，对于入阁者是否具有翰林院官的经历并无严格计较，永乐以来的23位阁臣中，有9位入阁前没有翰林官经历。
但是到了宣德开始，入内阁者基本上为翰林官。自宣德至天顺二年，入内阁者21人，只有王文、薛暄、李贤三人不是翰林官出身。
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 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才成为大明的所谓祖制。但是即便是如此，从天顺二年至今，也并非所有的内阁辅臣都是翰林出身，刘宇、曹元和杨一清三人就非翰林出身，杨一清是由于通达政务和边功卓着入阁，而刘、曹则是因厚结刘瑾入阁。
所以说虽然说非翰林不入阁是从天顺以来的规矩，但是也并非绝对的规矩。但是绝大部分的阁臣都是翰林官出身，而翰林官的迁转又和其他官员的迁转不同，翰林官的迁转有一整套的规矩。
以翰林院中的数量最多的庶吉士为例，在大明初年，由于地方官员的缺乏，庶吉士的任官也没有任何特殊，太祖、成祖时期的庶吉士，也多有担任知县或者科道官的几率，但是从天顺、正统以后，庶吉士的地位变得尊贵起来，庶吉士止入翰林几乎成了潜规则。
现在的庶吉士们，被朝廷官员所推崇，认为是储相之尊，庶吉士以留翰林为主，而翰林官职责广泛，掌制诰、考议，负责经筵讲学，编修大典，而又为皇帝的近侍顾问，受皇帝所重，翰林官的升迁基本上以自己的体系为主，和其他官员不同，翰林官首先是在翰林院内升迁，从庶吉士升检讨、编修、直到学士，然后春坊、詹事府也是翰林官的迁转之阶。
等到这些职务都历练完了之后，翰林官们就是等待时机，一飞冲天了，从翰林院任满的翰林官，一般有两个出路，一是到科道担任高级言官，一般是佥都御史或者副都御使，从此直接获得出镇地方的机会。
另外一条路就是从翰林院直接往六部任侍郎、少卿或者国子祭酒等即位亲贵的职务，这其中最受翰林官的追捧的就是吏部右侍郎和礼部右侍郎这两个职务了，吏部右侍郎自不待言，妥妥的实权职务，堂堂小天官，当然是非常好的出路。
而更加清贵的就是礼部右侍郎了，虽然看起来礼部的权力远远不如吏部，但是礼部确实最接近入阁的地方，大量的阁臣都是从礼部尚书或者礼部左侍郎入阁的，所以翰林官一旦升入礼部，便被认为简在帝心，入阁有望，被官员们视为阁老的晋身之阶。
但是朱载坖已经发现了这种迁转制度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庶务的锻炼，造成实际处理政事能力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