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奉旨查看朝鲜相应的记录，在朝鲜的国史当中，李成桂那可是好人啊。
李成桂本贯全州李氏，出生于元朝双城总管府，李成桂是元朝达鲁花赤李子春的嫡长子，李成桂与其父帮助高丽王朝恭愍王夺取双城总管府后归附高丽，后来与元朝、红巾军、倭寇、女真等势力作战，战功显赫，不断获得提拔，从辽东回师之后，李成桂实际掌握了高丽的政权。
按照朝鲜史料的记载，高丽末年，国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国事，表闻大明，高皇帝命为国王，遂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也就是说没有弑君的事情。
至于李成桂的世袭问题，朝鲜方面也做了详细的解释，李成桂的始祖是新罗司空李翰。后传了十多代，到李成桂的高祖父李安社，举家迁徙到江原道三陟，后又迁到东北面宜州，高丽政府曾任命李安社为宜州兵马使。高丽高宗末年，李安社又投降蒙古，调任斡东千户。
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也仕宦于元朝，蒙古名吾鲁思不花。元末之时，高丽恭愍王利用中国爆发元末农民起义的机会，发兵北拓领土，吾鲁思不花成为了高丽的内应，协助高丽军队攻占元朝双城总管府，此后李成桂与其父归顺高丽，成为高丽将领。吾鲁思不花归附高丽后，恢复高丽名李子春，官至荣禄大夫判将作监事、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
同时，在朝鲜的史料中，还将李成桂塑造成了一个对于大明极为忠诚的人，当时崔莹等高丽权臣主张对大明用兵，而李成桂上疏称和大明作战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
在苦劝崔莹等无果的情况下，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以要求班师，王禑不听。于是李成桂劝服曹敏修，果断在威化岛回军，返回开京，流放崔莹，此后他出任右侍中，与左侍中曹敏修一起掌握高丽政权。
至于所谓的弑君之事，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朝鲜方面的史料认为，在李成桂掌握了政权之后，当时的高丽国王想要暗害李成桂，同时再次挑起对大明的战事，所以，高丽国王王禑被诸将逼宫退位，李成桂主张另立王氏宗亲，曹敏修主张立王禑之子王昌，曹敏修的主张得到当时德高望重的大臣李穑的支持，因此最终王昌继位。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王禑派人暗杀李成桂，事败，李成桂以大明称王昌非恭愍王后代而不许入朝为借口，废王昌为庶人，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是为恭让王。王禑流放江陵，王昌流放江华，十二月双双自杀。
按照朝鲜史料，李成桂本来是不愿意当这个朝鲜国王的，恭让王准备到李成桂家里与李成桂盟誓，约定“世世子孙无相害”，并保证永不辜负李成桂。李成桂麾下大将裴克廉贪图富贵，发动兵变，向恭愍王遗孀王大妃安氏逼宫，要她废了恭让王，安氏只能从命，恭让王遂被废。次日，大妃命李成桂监录国事。
在麾下将士们苦劝之下，李成桂才不得已接受这个职务，并且表示：“自古王者之兴，非有天命不可，余实否德，何敢当之。”李成桂表现出惶恐的样子，并且闭门不纳，裴克廉等打开其家门，将国印送到李成桂面前，李成桂才接受玉玺。
这个剧本不知道以为是赵匡胤穿越到了高丽了，对于朝鲜史官的这些春秋笔法，王锡爵并不意外，他关注的主要是李成桂和李仁任到底是什么关系。
朝鲜方面对于李仁任也有详细的记录，李仁任是高丽后期名臣星山君李兆年之孙，李褒之子，李仁复之弟，能够证明李仁任和李成桂没有关系的重要依据就是两家的交往，李仁任的不少亲戚，如女婿姜筮、侄儿李济和李稷、侄女婿河仑等都是朝鲜王朝的功臣，其中李济还是李成桂的女婿（娶庆顺公主）。若李仁任和李成桂是父子关系的话，这不就是乱伦了？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王锡爵经过调查之后，上疏朱载坖，认为李仁任和李成桂确实没有关系，至于所谓弑君之事，年深日久，已经难以查证了，朝鲜方面的史料当然是为尊者讳，至于是否有其事，难以确定。
朱载坖收到了王锡爵的奏疏，还有朝鲜方面的辩诬奏疏，以及大明的相关史料，随即召集阁部重臣，翰林学士、都察院都御史、六科科臣，一道商量此事。
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李成桂和李仁任确实是没有关系，但是大明应该怎么处理此事，这是问题的关系，因为事涉皇明祖训，兹事体大，臣子们也莫衷一是。
左都御史葛守礼、礼部尚书赵贞吉认为不能变更祖训的说法，祖训乃太祖之言，朱载坖后世之君，怎么可以变更祖宗圣训，这是不孝，从轻重来说，太祖是重是大，朝鲜是轻是小，岂有以朝鲜之辩而易太祖之言者？他们认为不能变更，太祖有明训不能变更祖训，大明只能在其他官方文书上对朝鲜予以说明。
但是次辅张居正、署理藩院事茅坤、刑部尚书赵文华、翰林学士陈思育则认为应当更易，首先朝鲜是大明的重要属国，如果大明在这些事情不对朝鲜所关注的问题予以回应的话，是会导致朝鲜离心的，而且太祖当然的圣训，显然是遭受了欺骗之后才说的，本就不能作数，应当予以更改。
吏部尚书杨博也认为此事重大，朝鲜因为宗系辨诬，已经向大明先后遣使二十七次，从太祖朝到本朝，可见此事对于朝鲜的重要，大明对于此事必须要慎重对待。
两派臣子针锋相对，朱载坖于是决定将此事暂且搁置，随后召集内阁辅臣商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