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到底应该怎么控制朝鲜，朱载坖认为倒不必太急，等到王锡爵回来之后再商量，毕竟朝鲜国内是什么情况尚且不知道。
现在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大明水师驻泊釜山等港口的事情，现在朝鲜同意大明水师驻泊釜山，正好可以历练一下天津和辽东的水师，同时打击走私，熟悉海路，尤其是和倭国之间的海路，对于大明来说，要熟悉海路才能够保证在以后的行动中能够顺利的抵达倭国。
等到王锡爵回朝之后，将他在朝鲜的见闻详细写成奏疏，上呈朱载坖，朱载坖看过之后，召见王锡爵和阁部重臣，一道商量朝鲜的事情，王锡爵向朱载坖和一众大臣们陈述了朝鲜的现状。
朝鲜党争激烈，现在所谓的两班贵族已经大不如前了，真正在朝鲜势力比较庞大的是所谓的士林党，比较保守的先辈士类和勇于革新的新进士类之间的分化日益显着，现在分为东党和西党，前者为金孝元为代表的新进士类，后者为沈义谦为代表的先辈士类。
高拱问道：“那李昖的态度如何。”
李昖倾心儒学，对于士林党比较纵容，贯彻以儒治国的政策。他上台后就为赵光祖等平反，他即位后，“以荐进遗逸为新政第一”，征召了李滉、曹植、成运等大儒，命录用金宗直子孙，用士林党对抗外戚。
朝鲜的外戚也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势力，这些朝鲜的外戚集团也是种类繁多。开京姚氏、清州韩氏、坡平尹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等外戚势力先后控制朝鲜政局，和文官集团长期死磕。如果他们感觉朝鲜国王的下一任继承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影响国王更换继承人，而文官们则会全力保住继承人。
所以李昖的一向策略就是用士林党牵制这些外戚，但是据王锡爵的观察，李昖恐怕很难掌控局势，现在士林党内也纷争不断，随着政治的发展，文官们分为了东人党和西人党。其中东人党分为了南人派和北人派，北人派又分为大北派和小北派。小北派分为清小北和浊小北，大北派分为了骨北、中北、肉北。同系的南人派分为了清南和浊南，而老对手西人党也分为老论派和少论派。
而李昖本人又无法掌握军队，对于朝鲜政局的掌控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而据王锡爵的观察，李昖本人对于大明还是很恭顺的，所以王锡爵建议，大明应该支持李昖，加强他的权力，通过李昖来控制朝鲜，为大明所用，对于王锡爵的建议，朱载坖认为是合适的，朱载坖要求理藩院和吏部认真挑选赴朝鲜的官员。
同时为了拉拢李昖，朱载坖命令给李昖赐予大内器物，和银章一枚，上面有朱载坖御笔亲书的海东忠良四字，作为对于李昖的加赏，李皇后还赏赐朝鲜王妃服饰、金簪等物，作为对于李昖的赏赐。
处理了朝鲜的事情，朱载坖开始批阅奏疏，主要是巡抚南直隶都御史杨继盛的奏疏，主要是针对现在苏松地区的越来越多的工匠，杨继盛要求对这些工匠加强管理，因为他们可都是青壮，一旦闹起事来可不是小事。
杨继盛在奏疏中担忧的说道：“无藉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
他建议参照保甲法管理雇佣工匠。如苏州城的踹匠每5名实行连环互保，一人犯事，四人同罪，踹匠编入坊中，设立坊长，由坊长负稽核职责。纸匠亦编入各坊，订立工匠籍贯簿册，各坊设匠总，负责清查工匠的身家清白，另设坊甲稽查诸坊，对于这些工匠严加管理。
朱载坖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些工匠生计全都依靠做工，一旦没有工作或者米价出现大规模上涨，立即就会衣食无着，极易激起民变，在苏松腹地，生成大患，同时随着大明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人涌入城市内，对于官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朱载坖认为，必须要想在前面，否则一旦出事，就悔之晚矣了。
朱载坖将杨继盛的奏疏转发内阁，要求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等部门详细会商，对于朝廷出现的各种新情况，要加以预计，同时就是有关纺织等行业征税的事情，徐阶等人还有东南的官员们就此事已经有上疏了，不管是徐阶还是东南的官员们，都认为应该按照织机的多少征收赋税。
现在东南已经有大工场主，拥有的织机上万台的并不在少数，仅江浙等地，所拥有的织机就高达数十万台，若是每台征收数两银子的话，随随便便就是上百万两的银子，对于朝廷财政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是朱载坖也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工匠是自备织机，若是也和大工场主一样征收赋税的话，是显然不妥的，朱载坖认为对于百姓家中的一架织机，大可不必征收赋税，真正应该科以重税的事这些大工场主，要按照织机数量的多少，征收赋税。
不仅针对织机征税，丝绸这样的高价值商品，也要征收重税，这种奢侈品，本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承受的，主要富商大贾和出口西洋用的，本来就应该科以重税，具体应该怎么征税，朱载坖还要到了东南之后再说。
徐阶为朱载坖积极的出谋划策，朱载坖不由得感叹徐阁老真的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朱载坖很清楚徐阶为什么要为朱载坖想办法，因为徐家经营的棉纺织业，这属于百姓日常使用的物资，即便是征税，也不可能征收太高但是丝绸要是被征收重税的话，外商因为价格高涨，就有可能采购棉布，对于徐家来说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徐阁老是准备借朝廷的刀帮徐家铲除竞争对手，老家伙谋算真精，朱载坖给徐阶的奏疏御批，要求徐家准备接驾，朱载坖南巡会驻跸徐家，打打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