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载坖的态度，重臣们知晓了之后也是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张居正等人并不是什么拥有大量奴仆的人，本来对于朱载坖豁除贱籍的决定不应该阻挠的。
但是张居正认为，在短时间内，朝廷已经多次打击东南的士绅和商人地主了，张居正认为应该缓一缓，不要这么激进的推动政策，要是因为推动政策过于激进导致这帮东南士绅们闹出大事，甚至有不忍言之事发生，那就麻烦了，所以张居正认为应该缓一缓。
而杨博等人虽然自己家中并没有蓄养多少奴仆，但是杨博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事情，不仅在东南存在，在北方一样存在，北方的地主一样要蓄养大量的奴仆为其种地，这些事情在哪里都不稀奇，所以杨博等人也认为不能轻举妄动，这可是在刨这些地主的根啊。
朱载坖说道：“清丈田亩、清退投献，赋役改革，哪一个不是在割这些士绅地主的肉？他们想要对付朕，大可以来试试，此事不能再等了，必须要立即就办，和清丈田亩一样，”
朱载坖要借豁除贱籍，推动朝廷对于人口的清丈，朝廷不仅要准确的掌握天下的田亩数据，还要掌握天下的实有人口数据，这次人口的统计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大明以前对于人口的统计，主要是对于人丁的掌握，因为对于朝廷来说，人丁才是能够承担朝廷赋税的。
但是这次朱载坖的要求是统计人口，不仅仅是人丁，所有的见在人口都要被登记，朱载坖认为，豁除贱籍有利于打击和压制地方士绅地主势力，因为贱民主要为地主大户所服务，而他们势力的扩大，也与所控制的贱民数量的增多有关，他们掌握的奴仆越多，对于朝廷的就越不安全。
其实为什么要实行摊丁入亩和一些列的赋役改革，根本原因是农民因贫困而交不起丁银，按丁征税无法实施，朝廷只得将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这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朱载坖很清楚，必须剥夺士绅地主们对于人口的占有，使贱民变为良民，第一是施恩于广大的贱民，使得他们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为朝廷缴纳赋税。
第二就是扩大朝廷的税源，大量的贱民被豁除贱籍，扩大了朝廷的税基，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
第三就是打击这些士绅地主的势力，朱载坖绝不会容忍他们能有和朝廷对抗的实力的，对于他们肯定是要坚决打击了，朱载坖发展工商业，也需要大量的人口，现在是士绅和朝廷争夺劳动力，朱载坖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让步的。
朱载坖的要求是将所有的贱民一体豁除，纳入良民之中，朱载坖的这个建议自然是被张居正等人劝住了，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张居正等人贱民一事，由来已久，一朝革除显然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部分豁除是最佳方案。
然后君臣们就开始商量应该豁除哪些人的贱籍，首先是因事被堕入贱籍的那些人，尤其是太祖、成祖两朝因为犯罪被堕入贱籍的人，这点朱载坖和臣子们都是同意的，毕竟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年，就算是惩罚，也差不多了，这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其次就是胥吏，这点朱载坖和重臣们也是没有什么分歧了，毕竟现在朱载坖实行三途并进，由吏员升迁为官的在朝廷中也有不少，总不能让他们还是贱籍吧？这未免太失体统了，虽然吏胥也分为吏、役两种职役，吏员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是胥吏，但是他们毕竟是为官府服务的，还是贱籍也有不妥，所以将胥吏的贱籍一体豁除，也是应当的。
但是对于其他的贱民豁除，就没有那么和谐了，首先是娼优，这个行业实在是太过于古老了，来源也很复杂，朱载坖也很清楚，不可能全部豁除，一旦豁除，是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朱载坖认为除了娼妓之外的都予以豁除，但是张居正等人不同意，认为仅仅豁除因事被堕入娼优的。
朱载坖明白他们说的因事，其实还是说的太祖、成祖朝的旧事，尤其是成祖，当年的建文旧臣，成祖对他们加族诛、掘塚，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的，大有人在，建文旧臣的妻女多充当乐户，且主要是被发往山西，她们的后人多散落民间，成为民间乐户，其中有技艺出色者，也被调往京师教坊司，充当官方乐户。
张居正他们认为将一部分的贱籍予以豁除就可以，对于其他的娼优的贱籍，没有必要豁除，朱载坖则认为这样做的针对性太强，朱载坖不能公开反对太祖、成祖的政策，他的意思是将整个乐户予以豁除，
朱载坖觉得，乐户是贱民，世代从事贱业，不得改业，特别是罪臣家属，作为一项惩罚手段，一旦罚为乐户， 世世代代不得改业，永世得不到翻身的机会，这事过于残酷，应当予以废除。
张居正说道：“豁贱为良，天恩何等浩荡，若将所有乐户一体豁除，是否有过于泛滥了。”
朱载坖说道：“些许乐户，为何不能豁除？既是天恩，能泽被苍生才好呢。”
在朱载坖看来，这次豁除贱籍，就要大规模、大手笔，才能够体现朝廷变易风俗的决心，不仅是乐户，朱载坖的重点是奴仆，尤其是关于士绅们家中以义男、义女、雇工等各色名目的奴仆，都要予以清理，不允许他们再蓄养奴仆了。
但是这点被重臣所反对，他们认为收所谓义男义女，已经是风俗了，朝廷不能逆风俗而行，再说了，若是你情我愿的这种事情，朝廷横加干涉，似乎也有不妥之处，重臣们认为对于家中之事，朝廷和官府不宜多干涉，只要不是强掳良民为奴仆的，朝廷不便干涉。
但是朱载坖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现在这些地主不都是采用签订协议的方式来收奴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