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以勤认为李春芳会拒绝自己的时候，李春芳开口问道：“松谷（陈以勤号）欲行此事，老夫当助一臂之力也！”
李春芳在陈以勤的奏疏上署名了，虽然李春芳署名了，但是李春芳也认为，要想使得这事落实还为时尚早，尤其是朱载坖那一关，可不好过。
果不其然，在陈以勤奏疏抵达朱载坖的案头之后，朱载坖立即召见了李春芳和陈以勤两人，询问有关国史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此事的关键还是在建文君、景泰和睿宗三位皇帝的问题上。
朱载坖直接询问两位阁老，这个国史应该怎么修，国史是很重要的事情，自唐太宗贞观初年设史馆于禁中，修撰本朝国史便成为此后历朝所沿袭的重要制度之一。
李春芳说道：“陛下，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 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
朱载坖当然明白国史的重要性，关键是大明的国史怎么修撰的问题，两位阁臣都认为两宋国史的修撰体例完备，编写精良，可以取法，应当以两宋的国史为范本。
而两宋的国史是怎么编修的呢？以实录作为脉络，将一朝皇帝的大事予以编撰，宗室、宰相合为传。江南、广南、河东、西川、湖南两淛、夏州为表。律历、天文、地理、五行、礼乐、刑法、食货、沟洫、书籍、道释为志，形成的纪传体史书，在编修国史的时候，用朱墨两色笔迹记录，将皇帝圣喻及史官摘录之言重点标示出来。既便于观者取阅研读，又保证了重要内容免于遗漏，所以宋代国史的编撰最为精密。
先后按照朝代顺序，编撰了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心四朝国史等国史，那朱载坖直接问道：“那以两位阁老之见，本朝国史怎么编撰？”
朱载坖直接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大明现在经历了太祖、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和一个没有当过皇帝的睿宗。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两个当了皇帝和一个没当过皇帝的，建文君、景泰和睿宗，这个国史应该怎么来编撰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陈以勤给出了他的答案，陈以勤认为，效仿宋之国史，编撰开国四朝国史，即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位皇帝，将建文君附于太祖国史之后，但是不革去建文年号。
然后是五朝国史，即英宗、景泰、宪宗、孝宗、武宗五位皇帝，景泰帝单独成书，也并不革去景泰年号，然后就是两朝国史，即睿宗和世宗，睿宗由于实际上没有当过皇帝，睿宗的国史实际上就是承天大志。
应该来说，这次陈以勤的想法比之之前要软化的多了，将建文朝国史附于太祖国史之后，相当于是实际否认了建文的法统，同时一天没有当过皇帝的睿宗也与嘉靖一道编修两朝国史，实际上是通过编修国史的形式对于睿宗的法统予以了承认，继续肯定大礼议。
可以说这次陈以勤的态度已经是非常之低了，但是朱载坖显然仍然没有完全满足，朱载坖主要是针对建文君的事情，朱载坖认为在编撰有关建文君史料时，应当以成祖时的材料为准，成祖废建文帝为庶人，并革除建文年号，彻底否定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这点让很多大臣难以接受，他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实在是过于激烈了，陈以勤说道：“陛下，建文、景泰又非胜国之君之比，元主可 谥，何忍没其号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阙其录于景泰？且景泰之位号既可复，则建文年号亦可复， 建文之死事诸臣，且蒙我皇上之恤录，而况其君乎，况其为太祖之嫡孙乎？”
群臣的意见的明确，就是希望恢复建文年号，朱载坖却不能答应，朱载坖当即指出：“在昔仁宗，悯建文诸臣境遇之惨，仁心恻隐，故而恤录，然其离间天家，其罪不可恕也！成祖之言，朕不敢废也！”
朱载坖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不能违背成祖的诏命，因为当年朱老四有明确的诏令：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这点朱载坖认为作为后代皇帝，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能予以更改的，至于景泰帝年号和国史的恢复，那是因为在宪宗朝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诏书了，而且景泰绝嗣，无法对宪宗的法统构成任何威胁，朱载坖认为，依照宪宗皇帝的圣谕，是可以恢复景泰的一系列的待遇的。
当然，朱载坖也有自己的考虑，从皇帝的角度来说，景泰对大明，对朱家是有功的，要不是景泰力挽狂澜的话，恐怕又是靖康之变了，所以从后世皇帝的角度来说，是要感谢景泰的，虽然囿于英宗子孙的身份，朱载坖不能大张旗鼓的恢复景泰的各项待遇，但是并不妨碍朱载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景泰的各项待遇。
至于朱允炆，朱载坖则完全没有好感，这孙子既无识人之明，也无治国之才，急躁冒进，偏听偏信，由良将而不能用，由忠言而不能听，纯粹是咎由自取，至于齐泰、黄子澄等人，虽然成祖处置他们过于酷烈，但是真要认为他是什么忠良，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垃圾，朱载坖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
不过李春芳和陈以勤联名上疏，而且国史不修，确实会导致各种谣言盛行，朱载坖认为国史确实要修，免得各种谣传纷飞，朱载坖于是说道：“洪惟我皇祖开天垂统贻谋超越千古，列圣相承重熙累洽太平之治赫垂二百余年，其茂烈鸿功典章法度，与夫名贤高节渺论竑议，有不可胜书，虽宝录鸿编藏于金匮石室者炳如日星，然或体袭编年，或事存掌故，一伐纶实迹，尚多缺而未备，何以启佑后人而昭垂千万世哉？是卿等之论，朕以为甚好，然国史大事，宜礼部、翰林院诸臣商议之后，朕再做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