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贞明去年在蓟州、永平等州县小范围的试种水稻，取得了成功，水稻的亩产肯是比小麦要高多了，所以申时行、徐贞明想在北直隶兴修水利设施并且尝试大范围种植水稻。
他们提出了在北直隶种植水稻的种种好处：一、朝廷每年从江南运输水稻到京城，沿途损耗太严重，在北直隶地区能大规模种植水稻成功，就可以减少漕运运量，节约物资。
二、北直隶地区老百姓生活并不好，因为靠着京师，经常要服劳役，如果北直隶种植水稻成功，至少可以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毕竟亩产增加2倍还是能够增加百姓的口粮的。
三、一旦北直隶大规模种植水稻成功，那么同时就可以减轻江南负担，江南不用负担那么重的漕运任务。
对于申时行和徐贞明的看法，朱载坖没有第一时间发表看法，而是让阁部重臣们商量此事，张四维认为在北直隶推广水稻种植是可行的，但是要注意把握速度，因为北方的百姓没有种植过水稻，他们主要是以小麦为主要种植的作物，并对水稻种植并没有经验，朝廷不仅仅要将水利修通为他们提供种植水稻的条件，还要为他们提供种子，相应的农具等物，教授他们种植水稻的技术，才能够使得他们能够放心的种植水稻，还有给予相应的赋税优免政策，才能够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而且对于在北直隶推广种植水稻之后就减少漕运，张四维是不认同的，漕运乃是国家的根本，主要是为了京师驻军、官员使用，同时支应九边所用的，即便是北直隶的粮食产量增加，也不能够因此就减少漕运的数额。
对于张四维的观点，朱载坖表示同意，漕运不仅仅是要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随着朝廷税赋折银化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要用银两来完成缴纳赋税和地租，百姓更多的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如果遇到灾荒，当银两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朝廷又赈济不力的话，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朱载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自唐宋以来，江南既是粮食的主要产地，特别是宋朝初期自安南引进水稻后，东南之田，所种惟稻，东南作为朝廷的粮仓，承担着为朝廷提供漕粮的艰巨任务，而随着开海和朝廷赋税折色的增加，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百姓增加，东南粮食的种植面积减少，而且大量的百姓进入城市或者从事纺织等行业，也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这些都会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
现在南方的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如苏州，杭、湖等地区主要养蚕桑棉，福建以种植甘蔗和荔枝、龙眼等水果，广东“因糖利厚，粤人开糖坊者多致富”，而由于暹罗、缅甸的廉价粮食运抵大明，使得现在大明还可以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粮价，但是这样会使得大明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应对灾荒的能力降低。
所以朱载坖绝不会答应减少本色漕粮的减少或者改折，朱载坖要用漕粮稳住东南的粮食种植面积，同时通过建设仓储，用常平仓等机构调控粮食的价格，防止谷贱伤农，保证大明有足够的粮食。
朱载坖说道：“夫粮，国之根本也，舍本逐末，必成大患也！漕粮乃维系朝廷之要政，不可减少亦不可改折，务必足数本色解运，以为军国之用也！”
朱载坖是坚决不会同意将漕粮减少的，这是关系到山河宁定的大事，即便是朱载坖也不敢怠慢，徐贞明所想的北方粮食产量增加就可以减少东南的漕粮，这是决不可行的，北方的粮食产量增加，主要是为了增加整个朝廷的抗风险能力，充实朝廷的各级仓储，以备可能出现的任何灾荒。
朱载坖话得到了很多北方出身的官员的认同，他们认为东南本就富庶，就应该为朝廷多贡献赋税，想要把东南的漕粮转移给北直隶，这是绝不可行的，北直隶虽然看似赋税不多，但是北直隶要承担很多关于朝廷的杂役，还有大量的卫所在此地，这些负担并不比东南低。
李春芳也支持在北直隶推广种植水稻，对于推广水稻种植，增加北方的粮食产量这点，重臣们几乎是没有意见的，有关漕粮的问题，朱载坖也拍了板，不允许减少漕粮数量。
那么其实在北直隶推广水稻种植，最大的阻力就是北直隶的地主士绅们了，其实士绅们反对在北直隶推广种植水稻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不愿朝廷增加科则，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对于这点，朱载坖和重臣们商量了之后认为，应当软硬兼施，朝廷必须推广水稻在北方的种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不仅是在北直隶推广水稻的种植，还要在北方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推广水稻的种植，以增加北方的粮食产量。
对于士绅们想要以此抵制朝廷推广水稻种植的办法，第一就是采取软的办法，朱载坖会通过上谕的形式明确，即使是在北直隶推广了粮食种植之后，不会因此减少南方的漕运数量而将之转移到北方来，同时科则的调整也不是立刻就进行的，而是给了这些士绅吗一定的缓冲空间，朱载坖和重臣们商量之后，决定改种水稻三年之内，不改科则，三年之后虽然调整科则，但是还是按照科则一半来征收，两年之后才正式按照科则征收。
而对于仍旧冥顽不灵的，那就只有通过朝廷律法来收拾他们了。
而李春芳则是补充了一旦，京师附近的田地，很多是属于勋臣外戚皇亲的，对于他们，最好是朱载坖出面说服他们服从朝廷的政令，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朝廷推行政策的阻力，对于李春芳的这个建议，朱载坖予以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