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被这些人搞得是不胜其烦，现在每日为了这解盐的行盐地域，朝廷上下吵得是不可开交，不仅仅是朝廷之上的官员们，连一些顾问咨询大臣们也通过密疏向朱载坖表达自己的意见，李春芳、徐阶等人都向朱载坖上疏，指出两淮盐场现在食盐产量提升，朝廷应该拓展其行盐地域。
见朝廷之上吵的越来越厉害，朱载坖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召集内阁辅臣和相关的部院重臣，一道商量此事，同时密令巡视北直隶的太子朱翊釴关注北直隶的盐务情况。
重臣们赶到之后，朱载坖问道：“现在有关解盐之事，吵得这么厉害，他们都有些什么说法啊？”
朱载坖既然问道了此事，总理盐政庞尚鹏向朱载坖介绍了一个涉事的各方官员的看法，户科、河南道的建议是开、归二府改行芦盐，他们主要是出于纾解民困、征收盐税的考虑。
而河南抚按官员们则认为二府改食长芦、山东盐引，他们这么考虑的原因主要是为遏制私枭，稳定地方，所以他们力主改行它盐。
而山东抚按和盐运司官员则认为，山东运司之盐行归、开二府，这是为本省的山东运司争取最大化的利益。
而山西抚按官员的意见是，在承担河东运司部分盐税的前提下，开、归二府改行两淮、山东、长芦之盐均可。因为河东运司盐银需“抵补山西民粮”，遭灾之后拖欠不断，以致逋赋十数万，此提议是想缓解山西地方财政的压力。
但是河东盐运司则是认为仍行河东盐，以维护既有的行盐区域。
而长芦盐运司的态度是，以黄河为界，开、归二府黄河以北隶长芦，河以南改复山东，因为从运输之便，使属下长芦、山东两运司均沾其利。
凤阳抚按官和两淮盐运司并没有发表意见。现在的情况是长芦、山东等盐运司想要夺取河东解盐在河南的行盐区域，两淮盐运司虽然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表态，但是在朝廷上可以有一帮两淮出身的官员们为两淮盐运司争取。
通过这些官员们的意见，朱载坖还是掌握了两点信息，其一，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虽不一致，但除河东巡盐御史外，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可开封、归德二府不再食解盐。这一共识的形成，使得河东方面已经陷入孤立。其二，在众多的划分方案中，长芦运司和山东运司都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对于河东盐运司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尤其是申时行作为内阁辅臣，首先就出来说道：“陛下，开、归改行芦盐，前时建议者甚众。已尝行文河南、山东抚按，皆以为便益。独河东持不肯从议，复中寝。适中州以岁荒民困，甚苦解盐，故而议行长芦、山东之盐。然其未尽事宜，亦已行河东酌议，原为国计民情，非有偏主也。无朝更夕改之理。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公平意处之，可也。”
申时行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揪住河东解盐减产一事，想方设法的减少解盐的行盐区域，借此打击晋党的重要京畿支柱，对于申时行的咄咄逼人，张四维等人也丝毫不怯场，他们的坚持要保证河东盐运司的行盐地域，保证解盐的行销，同时指出解盐的行销和军储、九边干系甚大，孰轻孰重，需要朱载坖来决策。
而余有丁等人则是指出，不管解盐为朝廷军储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减产确实是事实吧，总不能牺牲百姓的利益吧？而且山西的抚按官员都同意在减少解盐盐税的情况下压缩解盐的行销区域，河东盐运司的坚持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说什么日后解池恢复生产，那是日后的事情，随事通变，因时补救即可。
新任大学士王锡爵也认为，河南民贫而解商富，恤富不如恤贫，朝廷要多考虑河南百姓的情况，王锡爵说道：“陛下，国家之政，惟盐策转运为最巨。开封、归德原系山东行盐地方，所至成化间始改隶山西河东。其盐价岁费三十余万而盐味苦恶，商人复杂以硝磏，故民弃置不用，又倍价买山东、长芦之盐食之，而鬻贩私行，昼夜操戈，虞有不测。此位眼下最要紧之事，他皆非要紧事也！”
王锡爵认为，要是再不改变河南的盐法，到时候私盐泛滥，国课亏损，甚至引发民变等大问题，对于朝廷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
这点确实是朱载坖所担心的问题，尽管解盐确实在开中一事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直道的修通，大明的军储运输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需要开中的军储，现在除了一些偏远地方之外，很多都可以直接由朝廷组织运输或者招募商人运输，开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但是张四维等人痛切上陈，割让开封、归德二府是对河东盐场的重大打击，开封府和归德府是当时北方较为富庶的地区，开封府更是河南省的省会所在，若二府改食它盐，加之灵盐的崛起，解盐的行销范围将被限制在晋南、豫西、陕东南这一小块地方，原有的西安、开封双核心不复存在。此外，失去二府之地使得解盐失去了地理屏障，其所属销区几乎均与其他盐区接壤，更容易受到其他盐区的侵扰。
他们希望朱载坖考虑这点，解盐作为北方的重要盐产地，必须要保证有相当的销量，朝廷不能偏重某一运司，而且隆庆四年河东解池虽遭遇重大水灾，但军饷、年例却依然“毫不可缺”。山西盐商即便是无盐可销，也认购了河东盐运司的盐引，保障了朝廷的盐税收入，而朝廷却反过来减少解盐的行盐区域，压缩解盐的销量，对于这些山西盐商来说，过于残酷了，所以他们请求朱载坖也要考虑山西盐商的利益，不能过于打击这些盐商了，否则日后谁还为朝廷开中运粮，缴纳盐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