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事关重大，而且又是涉及到北虏，太子自然是不敢做决定的，于是将这些奏疏都送达朱载坖处，请求圣裁，朱载坖看了这些奏疏之后认为，是时候放松对于北虏的铁器控制了，有些官员甚至建议给北虏提供铜锅，这多少是有些读书读傻了。
铜料对于大明远远比之铁料要珍贵的多，大明自己的铜料尚且不够用，哪里还有多余的铜给北虏，简直是可笑，除此之外大明提供给北虏的铁器都是生铁，要想加工成兵器还是有些难度的，而且现在大明和北虏的关系还是不错，官军能够威慑北虏，只要能够一直保证大明和土默特部的良好关系，向北虏输出一些铁器并无不妥。
朱载坖认为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土默特部和大明的经济关系，而且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了，随着官军火器化的程度提高和在辽东、青海、西域的扩张，官军的战马来源更加多样，对于大明来说，土默特并不是官军战马的唯一来源，相反土默特部的牛羊，需要大明这个庞大的市场加以消化，大明和土默特部关系现在已经是非常之紧密了，开放一些铁器给土默特部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相反，如果朝廷不开放铁器，走私贸易会更加的猖獗，对于朝廷来说就更加不是什么好事了，所以朱载坖认为堵不如疏，而且铁器定价过高，确实不是办法，所以最终朱载坖下旨道：“顺义王所言，确有其理，宜加录之，所请宜准，至于硝石、硫磺、火药等物，仍严禁之！”
朱载坖以圣裁的形式了结了此案，朱载坖今年要在南京过年，所以要对于南直隶的卫所军士、班操京军等予以赏赐，同时对于东南百姓也要加以赏赐，以示天恩浩荡，朱载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大明的海外贸易的问题，因为现在海关关税对于大明来说是财政的支柱，朱载坖必须要重视。
现在对于大明来说，通过海上贸易出口的货物中，最为大宗的是丝及丝织品和瓷器，丝及丝织品为第一，瓷器次之。其次就是铜钱、书籍、药材、棉布和蔗糖，对于大明来说，纺织品仍旧是出口的绝对主力，就如同苏松等地所流传的，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
地方官府和海关总署的奏报中也明确说道：“将带中土丝绵、段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搬瓷器、丝绵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赶月，习以为常。”
对于大明来说，出口的主力仍旧是纺织品和瓷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铜钱和银钱的出口问题，在开海之前，就始终存在大量的铜钱贸易，不过当时由于大明自己的铜钱铸造量也不大，所以这些国家所购买的铜钱多是伪造的，之前户部就曾经奏报过：“向者福建龙溪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
随着大明也开始大举铸造铜钱和银钱，同时大规模开海之后，货币的外流一直是朱载坖所关心的事情，最开始大明的态度是严禁货币外流的，因为大明本身的国内市场也需要大量的货币，朱载坖必须首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对于货币外流，是采取的严厉禁止的态度。
除了对于倭国、朝鲜等藩属国，有规定数额的货币贸易之外，对于其他外商的求购，朝廷一向是采取拒绝的态度，但是这种拒绝也并不是长久之策，一来是朝廷不可能将所有的货币流通予以禁止，即便是朝廷再三禁止，货币走私问题始终是存在的，不仅仅是会存在货币走私的情况，还存在伪造货币的情况，事实上现在在广东、福建等地，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之严重了。
朝廷对于私铸货币，一向予以严厉打击的，但是对于现在广东新宁蚝冈之民以其私铸钱，贩往东西两洋，这些事情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两广和福建，这里宗族实力十分强大，地方官府相对弱势，在宗族的掩护之下，私铸货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虽然朱载坖多次下旨要求严厉打击私铸银钱、制钱的行为，但是两广等地在重利之下的私铸货币行为屡禁不绝，而且爆发了官府和百姓之间激烈的冲突。
而且朱载坖很清楚，重利之下，即便是严刑峻法也很难将其禁绝，倒卖货币有利可图，这就使得始终有人愿意是从事这个行当，而且私铸货币进行倒卖的话，获利更加丰厚，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在重利之下，朝廷的法度未必能够达到制止私自铸造货币和货币外流的行为。
而朱载坖也认为，再严禁货币流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首先就是大明的货币铸造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的，现在大明主要有四个大型的铸币工场，天津、南京、松江和广州，每年能够铸造的银钱八百万元，制钱百余万贯，但是这并不是大明铸钱能力的极限，少府卿严世蕃就曾经上疏讨论过此事。
限制大明铸钱量的主要因素是材料不足，尤其是铸钱所需要的铜，由于大量的铜被用作军用，所以铸钱能够分到的铜料数量是极为有限的，按照严世蕃的估计，要是原料充足的话，大明每年能够铸造银钱一千五百万元，制钱六百万贯，但是缺乏相应的材料，导致开工率不足。
朱载坖认为可以部分解除对于货币出海的禁令了，一方面是为了获取钱息，提高朝廷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打击私铸，使得私铸无利可图，严厉打击这种破坏朝廷金融秩序的行为，所以朱载坖要求户部、海关总署等衙门详细商讨有关的事项，放宽对于货币出海的限制。
朱载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能够兑换货币的，仅限于金银铜，要保证黄金储备，限制黄金出海，才是朝廷要实施的下一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