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事情，各地的官员们当然也是纷纷上疏，提醒朝廷注意，同时朱载坖也命令各地官员就大明现在的商业赋税上疏，检讨得失，对于大明现在的商业税收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混乱，收多少，怎么收，在哪里收，向谁收，都是一笔烂账，不管是朝廷、地方官府甚至是商人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个赋税是怎么收取的。
很多地方官员都上疏说了此事，他们认为：“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也。”虽然看似朝廷所征收的商税不多，但是商人所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确实是十分之多的，而且大部分的税款并没有进到朝廷中，而是消失在了大明的官僚体系之中。
张四维也向朱载坖上密疏讨论此事：“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岂可不重？”
前首辅张居正在和朱载坖的密疏讨论此事的时候也说道：“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对于工商税，朝廷上下，甚至是民间都在积极讨论，而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就出炉了，就是所谓的关市不征，对于关市不征，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观点，在大明，这种所谓的关市不征的说法，其实是早就有的说法，不过这次朝廷要商量对工商业统一征税，才开始大规模流传的罢了。
根据厂卫的密报，现在有很多人赞同所谓的关市不征，他们认为：“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实衰世苟且之政，圣王之世无闻焉。顷有小人言利之术中，而榷竖偏天下矣。”其中持这个观点进行鼓吹最厉害的，是兵部员外郎伍袁萃，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看看他的籍贯就能够说明问题了，他是苏州府吴县人。
朱载坖对于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不征税，朝廷怎么运作，你伍袁萃的俸禄从哪里来？不征商人，全他妈让农民交税是吧？其实前代如丘浚等人确实是提出了所谓的关市不征，但是这个关市不征是有条件和范围的，丘浚认为：“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对于百姓自己家养的一些牲畜等也要征税，确实是没有道理的，关市不征是反对坐商重复征收货物出入店税、行商重复征收关税和市税，而不是真的不征，现在他们打着关市不征的旗号，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不过朱载坖堂堂天子，自然不可能和他们去论战了，朱载坖将此事交给了内阁。
朱载坖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工商赋税的征收体制，还有就是整个大明的税收体制，大明的税收体制，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就是多为小额收入，色目太多。这些账目从来都没有统一到一起，这是朱载坖最讨厌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税收制度为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商贾偷税漏税问题也较为严重。
张四维领导内阁和相关的部院，对于大明现在的商税征收体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认为现在存在以下的弊端：第一就是征收过细，朝廷对于百姓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也进行征税，所得钱数不多，但是使得民怨沸腾，对于朝廷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其中以京师的榷税最为离谱。
根据户部的调查：“京师九门，皆有税课，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襆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襆所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茹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厉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钱二十五文。终朝之人，坊巷间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
这种赋税的征收方式，征收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达到了无所不征的地步。征收对象广泛，征收管理又杂乱无章。使得朝廷不能从中得到赋税，而百姓却无端承担了很多的赋税，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二就是定额商税现在的弊端太大，吏部尚书王国光就上疏称：“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这种定额商税对于百姓的负担更大，而且富商大贾却可以凭借和官府的特殊关系予以逃避，而且官府为了完成定额商税的任务，往往将其直接摊派到普通百姓头上，使得百姓的负担加重。
第三就是税赋不均，这点也是张四维最关心的问题，张四维在给朱载坖的密疏当中说道：“征税之法，当税富民，不当税贫民。盖取之富商者，不过割其羡余，征之微末者，则如朘其膏脂。商贾之中有开设典当者，但取子母，无赋役之烦、舟车之榷、江湖之险，此宜重税，反以厚贿而得轻。至于小民负担之微，市饼、卖浆、豨毛、牛骨，终日经营不过铢两，反以输纳而得重。此甚非平也!”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朝廷现在所收取的商税不多，但是却都是由底层的百姓和小商人所承担的，富商大贾，可以凭借种种手段将本应缴纳的商税予以逃避，他们赚取甚多，却一毛不拔，张四维认为这是不行的，朝廷征税的对象应该是富商大贾，而非是升斗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