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申时行的输诚，朱载坖说道：“申学士先起来吧，太子，扶你老师起来。”朱翊釴赶紧上前将申时行扶起来，朱载坖说道：“今日没有其他人，太子乃是你的学生，申学士就不必再朕的面前藏拙了吧？”
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当然知道朱载坖说的什么，申时行当然清楚朱载坖的性格，这么大的动静，以朱载坖性格，要想善了肯定是不太现实了，对于朱载坖来说，肯定是要收拾这些人的，但是要收拾哪些人，怎么收拾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申时行既然已经决定投效朱载坖，自然是不会有所隐瞒的。
这次确实主要是这些豪商们在背后运作此事，这点朱载坖已经是很清楚的，这些豪商们肯定是不愿朝廷开征工商赋税的，因为这会极大的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发声，使得朝廷的政策能够更加倾向于他们，所以他们笼络了大批的官员为他们发声，不仅仅是所谓的为关市不征政策发声的官员，还有以所谓谈禅等名义笼络的官员，在朝廷上为数不少。
因为现在大明经商成风，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来了，依靠地租积累财富，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而经商才能够快速致富，尤其是对于一些官员们来说，利用手中的权力回报家族商业，在大明已经是潜规则了，和之前的对抗不同，之前的这些豪绅富户，主要以地域的形式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这点以苏松等地之前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朱载坖的多次打击和朝廷开海之后，不仅仅是苏松，两浙、两广、福建、江西等地的商人集团势力有长足的进步。
这些商人和工场主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苏松士绅，他们所能够掌握、支配的经济力量是非常之庞大的，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毕竟缺乏底蕴，所以需要和朝廷上的官员们合作，他们毕竟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腐蚀拉拢一大批的官员，和传统的士绅阶层和所谓的儒商阶层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说白了就是他们已经膨胀了。
传统的士绅和儒商阶层，从起家到步入政坛，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以现在大明内阁中两位出身于商贾之家的阁臣们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来说，他们就是传统的所谓儒商的代表人物，申时行的祖父申乾，就已经是富商了，但是申家经过两代的积累，申时行甚至被原苏州知府徐尚珍所收养，才得以考中进士，步入政坛。
而张四维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张允龄就已经是富商大贾了，而且张四维和王崇古是甥舅关系，在王崇古、杨博等一众醋党大佬们的托举之下，才得以平步青云，步入政坛，这些所谓的儒商家族，和士绅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以张四维为例，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而原吏部尚书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征，一个叫张定征，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也就是说，张四维、王崇古、杨博这三个晋党大佬都是转着圈的亲戚。
申时行也是如此，申时行的女婿是徐阶的嫡孙徐元春，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娶得的当代理学名臣杨成的女儿，杨成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王锡爵弟弟王鼎爵的儿子，而太仓王氏的联姻就很广了，这些所谓的儒商家族，都是这么一步步数代人积累起来，厚积薄发而成为高官显宦的。
而现在的新起家的这帮豪商，他们起家迅速，而且所拥有的财富太多，所以他们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想法就格外的强，他们和这些传统的儒商家族是合不来的，一方面是互相看不顺眼，儒商们认为这些商人不过是一些暴发户，而这些豪商们认为这些所谓的儒商，只不过是些承袭祖荫的酒囊饭袋罢了，豪商们倚仗自己强大的钞能力以各种手段招揽官员们为己所用，想要在政治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
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为，因为朱载坖想要开征工商赋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这些豪商，不再以地域作为联合的首要考虑对象，不仅仅有传统的苏松商人、山陕商人、徽商，更多的是最近新兴的各大海商和工场主们。
朱载坖对于这些情况当然是很清楚的，经过朱载坖的多次打击，原本最猖獗的苏松士绅早就不敢再闹事了，但是这些豪商们又冒出来了，不过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苏松商人的参与，否则的话，申时行也不会知道其中的一些内情，不过这次他们学聪明了，不出来直接冒头，而是由这些豪商们来干，这些豪商们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进展，所以通过他们所拉拢的官员们上疏。
申时行这些很老辣的官僚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他们的行为，在申时行等人看来，朱载坖根本不可能被这些人的议论所左右，但是申时行的话已经没人听了，这些豪商们是根本不可能听申时行这个老古董的话的，他们认为申时行过于保守，他们掌握了这么大资金，有什么收买不了的。
但是申时行很清楚，银钱斗不过印把，印把斗不过刀枪，这点道理，他还是很清楚的，朱载坖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力，并不是因为朱载坖政治手腕有多么高超，或者是满朝官员对于朱载坖都绝对服从，是他重新开始控制军队了，不管是整顿京营、大封勋臣，还是重设亲军诸卫，建立镇协官军，改革卫所体制，都是一步步加强对于军队的控制，现在不管是卫所还是镇协官军，都在朱载坖的掌控之下，凭这些豪商，拿什么和朱载坖斗？凭他们的银钱，还是他们拉拢官员的那张破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