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朱载坖认为，对于这些赋税应该省并的省并，减少的减少，可以取消的，也要奏明朱载坖予以取消，朝廷榷税的重点主要是在财产和工商业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奢侈品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大明的奢侈品消费也已经增加了，不过对于这些奢侈品，朝廷所能够征收的赋税不是很多，朱载坖说道：“朕闻龙肝凤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约驼峰虽间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豪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产之家不能办也。纨绔豪奢，又以椐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用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而朝廷从中，取税何如也？”
随着经济发展，奢侈之风确实是已经逐渐盛行起来，尤其是在南方，更是如此，但是朝廷从中所获得的赋税确实很有限的，所以朱载坖认为要对这些奢侈品征收高额的附加税收，以保障朝廷的赋税，同时打击这种豪奢行为。
而在财产税的征收上面，也要实施累进税率，现在东南各府县，这些豪商们有钱之后，广造园林，所费以万计，对于这些超出一般需求的豪华园林等住宅，也要征收重税，确保公平，同时设定限额，普通人家所有的一两间房屋，要减少甚至不征收赋税。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钞关、抽分等赋税，按照王国光等人的计划，将工部的竹木抽分等场一并并入钞关之中，由钞关征收赋税，当然，也要将钞关的赋税予以省并，同时将原本的对于车船征收赋税予以省并为车船税，车船税主要分为两种，第一就是自用车船征收较少，而营业车船就要征收较高赋税。
不过对于王国光等人所整理出来的这一套赋税，朱载坖认为还是有稍显凌乱之感，朱载坖认为税赋征收应该简明扼要，纲举目张，才能够使得朝廷的征税流畅完善。
朱载坖向重臣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就是赞同王国光等人所提出的省并科则的政策，目的是为了使得朝廷赋税征收更加明确，同时减轻对于百姓的负担，均平赋税，使得这些豪商们更多的承担赋税，这是朝廷这次赋税改革的重点之一。
朱载坖说道：“自嘉靖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筠，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民困商怨，非先帝及朕之本意也。”
朱载坖的态度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改革赋税制度，但是这次改革是目的的，第一是收权，也就是将地方官府随意征税的权力收归朝廷，从今往后，赋税的新增、取消、蠲免和税率的确定，决定权都在朝廷，而非地方官府，非经朝廷同意，不准擅自新增赋税，防止地方势力的做大。
其二就是对于大明的整个非农业赋税体制予以改革，朱载坖在和王国光等人商量之后，首先确定这次赋税改革的方向，就是转变大明的赋税征收方式，之前大明主要是对人征税，朱载坖认为要予以改革，变成就产征税，也就是将征税的对象变为财产和工商业行为。
具体来说，在审并科则之后，朝廷的非农业税收主要是以下一个方面构成：第一，财产税，也就是对于所有的非农业土地、房屋、车辆、船只等动产、不动产的征税，同时将房屋契税等也纳入其中。
第二就是流通税，主要是针对商品的流通环节征收赋税，也就是之前的钞关、工关竹木抽分税等。
第三就是营业税，由之前的门摊市肆税、房号钱等转变而来，主要针对的事营业行为。
第四就是专卖税，主要针对的就是食盐、茶叶、酒、糖还要硝石、硫磺、铜料等朝廷禁榷物资的赋税。
第五就是奢侈品税，对于这些高价值的货物，要额外征收赋税。
第六就是海关关税，这个不必多言。
第七就是工商行为税，这个比较特殊，其实是由铺行税转变而来的，原本的铺行税，就是朝廷对于工商业的征税，大明初年当然是以实物征收为主，按照当年的规定：“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户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买物则当行。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须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无不供役焉。”
但是现在随着大明工商业的发展，传统的实物征收或者派给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朝廷的需要了，同时对于这些新兴的工场等也要征收赋税，所以在铺行前的基础上，演变为工商行为税，主要是针对手工工场的产品课税，如对于纺织业则按照织机数量的多少予以征税，对于陶瓷行业则按照窑口数量的多少予以征税，主要的征税对象就是工场的产值，按照产值征收相应的赋税，类似与抽分，但是征收的是货币而已。
朱载坖要求王国光等人按照这个将各项赋税的名目、税率予以明确，同时在制定赋税则例的同时，要征求商人的意见，不能闭门造车，否则的话，一旦政策实施，到时候就是鸡飞狗跳的，绝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