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朱载坖还加强了对于皇长孙的教育，除了命令王锡爵、陈于陛两位阁臣负责皇太孙的教育之外，还要加强皇太孙的军事教育，之前是由戚继光进讲的，朱载坖现在命令由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徐渭进讲军事，同时陆绎也加少师兼少保，向皇太孙进讲有关厂卫的一些知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厂卫一向是被官僚集团所鄙视的鹰犬，但是朱载坖却认为厂卫的作用很重要，是皇帝必须要掌握的力量之一。
朱载坖对于厂卫一向是非常重视的，他也要求太子和皇太孙重视厂卫，不仅仅要把厂卫当作天子鹰犬，也是皇帝重要的信息来源，皇帝只有多方面的扩展自己的信息来源，才能够保证皇帝的决策不出错误，这点是朱载坖很清楚的，所以朱载坖要太子和皇太孙了解厂卫的运行方式。
同时朱载坖进一步放权给太子，让太子拣选一批臣子，充任各部侍郎、少卿、佥都御史等官员，地方重要府县的官员的人名太子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权力，除了厂卫和军中大将的任免权仍旧在朱载坖手中之外，太子的权柄也逐渐开始日渐增加，朱载坖希望通过这样方式潜移默化的增加太子的权力，实现权力的正常交接。
而朱载坖本人则是将更多的精力的投入到了皇太孙的教育之中，对于朱载坖来说，能够保证自己的政策在皇太孙这里仍旧能够施行的话，已经是朱载坖能力的极限了。除了简任自己信重的官员为皇太孙讲学之外，对于皇太孙的所有讲义，朱载坖也亲自审定，对于经义之学，朱载坖的要求是观其大略即可，对于四书五经、圣人之道，皇太孙自然是要知晓的，但是不必过于精深，能够了解就足够了。
对于皇太孙来说，治乱之道，兴亡之因才是关键的，所以朱载坖命令王锡爵等人以经史为纲，拣选历代兴亡治乱之要进讲，同时对于商鞅、王安石等事迹也要进行讲解，同时要摒弃之前的一些看法，对于王安石还是要予以部分的肯定的，自两宋以来，对于王安石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对于王安石评价最温和的竟然是他的政敌兼挚友司马光，他的评价是：“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而朱熹对于王安石的评价的是：“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本朝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是不高的，杨慎就认为：“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汉）桓、（汉）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但是朱载坖显然不能全盘接受这个意见，朱载坖对于将王安石评价为奸臣甚至将靖康之变的责任推到他头上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朱载坖要求王锡爵等摈弃旧见，以熙丰之事，辑录进讲，王锡爵和陈于陛就此事请求召见。
朱载坖在无逸殿召见了两位阁臣，王锡爵等人是和朱载坖商量皇太孙的讲义问题，朱载坖要求为皇太孙进讲熙丰之事，而且要对于王安石的看法不必过于极端，两位辅臣就此事来请求朱载坖上谕，进讲熙丰之事，固然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其中如何评价王安石等当事之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朱载坖首先就问道：“卿等以为何如啊？”
王锡爵说道：“陛下，宋儒多非熙丰之事，谓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故多非其事。”
对于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自两宋以来，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就不高的，尤其是在两宋当时，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开启了党争，对于北宋的灭亡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朝对于王安石的看法自然不可能很高，尤其是太祖皇帝对于王安石做了否定的评价，重八哥就认为：“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这就导致在本朝，要想对于王安石进行翻案是几乎不可能得，当然，朱载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王安石翻案，朱载坖的目的是为了让皇太孙明白两点，第一就是由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新旧党争对于整个北宋的影响，这点其实是符合一贯的史学观点的，从两宋以来史家们都认为由王安石变法所引起了新旧党争，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而朱载坖也将预防党争作为自己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点，并且要将这个观点传达给皇太孙。
其次就是对于王安石变法予以全面的检讨，详尽的分析王安石变法中的各项成败得失，王安石变法并非一无是处，朱载坖就认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当然，对于在王安石变法当中所出现的政策失误，用人失策等问题，朱载坖也命令王锡爵等人予以总结，朱载坖对两位辅臣说道：“治乱兴亡，固然可鉴，然于天下承平之日，发祸患之端倪，而能尽得之，此诚大善也！”朱载坖的看法是不仅要从治乱兴亡这样的激烈变革时代吸取经验教训，也要从承平时候的国家治理中吸取教训，要能够在承平之时就发现祸患，并且将其消弭，这才是最厉害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皇太孙幼军的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