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的阶前草，在初春的风里抽出嫩芽。孙健踩着满地碎砖往前走，靴底碾过一片残存的瓦当，上面的云纹已被岁月磨得模糊。扶苏站在殿前的铜鹤旁，指尖抚过鹤喙上的锈迹——这铜鹤是始皇帝时期铸的，当年曾在阿房宫前站过，不知怎的被挪到了咸阳宫，如今成了宫墙内少有的“老物件”。
“记得上一世在博物馆看秦俑，”孙健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讲解员说，秦人的箭簇误差不超过一毫米。那时候只觉得厉害，现在才明白，这背后是多少工匠的吃饭家伙，多少农夫的活命田。”
扶苏转过身，望着宫墙外的咸阳城。断壁间已搭起不少草棚，老秦人在废墟上清理砖石，准备盖新屋。有个妇人蹲在墙角，正用阳安城送来的新陶碗给孩子喂粥，蒸汽模糊了她的眉眼，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可长安不一样，”他轻声道，“那里的人，一半是汉臣，一半是六国遗民，心里的秤早就歪了。”
孙健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向西方。长安的方向，此刻该是炊烟缭绕，却不知那炊烟里，有多少是百姓的，多少是王侯的。“陈平死了，汉文帝还在，”他屈起手指，轻轻敲了敲铜鹤的基座，“那孩子当皇帝时才八岁，被大臣们捏在手里转，现在怕是连长安城外有多少亩田都不知道。”
这话倒没说错。长安城内，此刻正乱作一团。汉文帝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上，手指抠着椅扶手上的雕花，听着底下大臣们争吵。有人喊着“伐咸阳，诛逆贼”，拍着案几要调集关中兵马；有人哭着“陛下，阳安军势大，不如割地求和”；还有人揣着陈平的旧部送来的密信，琢磨着该站在哪一队。
宫墙外的百姓，日子更是难熬。去年冬天的雪下得大，麦种冻死了大半，粮价涨到了十文钱一斗。有个卖炭的老汉，推着独轮车在朱雀大街上走，炭筐里藏着半块冻硬的窝头，那是给卧病在床的老伴留的。他抬头望着未央宫的飞檐，忽然想起三年前阳安城的商队来过长安，用铁器换粮，那时候的窝头，是能管饱的。
咸阳城的治理，比孙健和扶苏想的更难。他们没学长安那套“编户齐民”，而是让老秦人自己选“里正”——就像阳安城那样，谁种粮多、谁公道，谁就管事。李铁匠的徒弟在城中心搭了个铁匠铺，打出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兵器，是二十把新犁，借给了缺农具的农户，说“秋收后用粮食还”。
私塾也开起来了，先生是从阳安城请来的老秀才，教孩子们认“秦”字，也教认“民”字。有个孩子问：“先生，以前的皇帝为什么不管我们饿肚子？”老秀才想了想，指着窗外正在盖房的百姓：“因为以后，咱们自己管自己。”
但麻烦还是找来了。初夏时节，长安派来的“宣慰使”到了咸阳，带着一车绸缎和一封诏书，说要封孙健为“咸阳侯”，让他“入朝辅政”。使者站在咸阳宫的台阶上，挺着肚子念诏，念到“臣孙健接旨”时，却发现宫门前的士兵都在低头磨刀，没人理他。
孙健从殿内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账册：“使者大人，长安的粮价十文钱一斗，咸阳的新麦快熟了，三文钱就能买一斗。要不，你把绸缎留下，换些麦种带回去？”
使者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孙健！你敢抗旨？”
“我抗的是让百姓饿肚子的旨。”孙健把账册扔给他，“这是咸阳的户数和田亩数，你带回长安给陛下看看。等秋收了，我们可以送十万石麦到长安，换些铁料就行——别让宫里的贵人再用金锄头种地了，实在得很。”
使者气呼呼地走了，没带走绸缎，也没带走账册。孙大宝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问：“义父，真要给长安送粮？他们要是用这粮养兵打咱们怎么办？”
孙健指着正在田埂上浇水的农夫：“你看他们怕吗？”
农夫们光着脚踩在泥里，裤腿卷到膝盖，脸上沾着泥点，却笑得敞亮。有人喊着号子，有人哼着秦地的老歌，水顺着渠沟流进麦田，嫩芽在水里摇摇晃晃，透着一股子疯长的劲。
“他们不怕，咱们就不怕。”孙健说，“长安的百姓也是百姓，饿肚子的时候，谁给粮，谁就是道理。”
扶苏正在修订《农书》，听到这话，抬头笑了。他在书里加了一章“关中水利”，画着从阳安城学来的水车样式，旁边注着“水能浇田，亦能载舟，舟得水而浮，水得舟而安”。窗外的风带着麦香飘进来，他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比“复秦”更重要的事——不是让哪面旗子插在城楼上，而是让旗子底下的人，能踏踏实实活下去。
秋分时，咸阳的新麦熟了。孙健让人装了二十车新麦，送去长安，没走官道，走的是当年阳安城到咸阳的商道。押粮的是小石头，如今已是个十七岁的青年，腰间别着孙大宝送的短刀，怀里揣着老秦人的信——信上写着“若长安百姓有难，咸阳人愿帮一把”。
车队走到长安城外的灞桥时，遇到了那个卖炭的老汉。老汉看着车上的新麦，浑浊的眼睛亮了：“这……这是咸阳的麦？”
小石头跳下车，递给他一把麦穗：“刚打下的，能吃。”
老汉捧着麦穗，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远处的未央宫里，汉文帝正看着陈平旧部送来的战报，上面说“咸阳军粮充足，不可轻伐”。他放下战报，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
咸阳宫的铜鹤旁，孙健和扶苏看着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麦田里，收割机（苏小宝仿着阳安城的样式改的）正“突突”地响，老秦人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混着麦香，格外踏实。
“或许，”扶苏轻声说，“咱们不用打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