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声称，卡利古拉（caligula）在即位的第一年浪费了27亿塞斯特斯（sesterces），并通过没收富人财产来弥补随之而来的国库赤字，这些财产的没收是通过虚假的指控、罚款、或直接没收，甚至是死刑来筹集资金。
这一行为似乎在卡利古拉与参议院（Senate）发生冲突时（公元39年初）才开始加剧。
苏埃托尼乌斯的回顾性总结忽略了卡利古拉继承的财富，这包括提比略（tiberius）去世时他作为皇帝和私人所有者应得的遗产，以及前任皇帝的财富释放进入整个经济体系。
卡利古拉的继承财产还包括已故皇后利维娅（Livia）留下的大笔遗产，卡利古拉将其分配给了指定的公共、私人和宗教受益人。
巴雷特（barrett）认为，这一“巨额资金注入”对罗马经济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
狄奥（dio）提到，公元39年罗马开始出现财政危机，并将其与卡利古拉在贝阿埃（baiae）建造奢华桥梁的费用联系起来。
苏埃托尼乌斯似乎将这场财政危机的起始年份定为公元38年；他虽然没有提到桥梁，却列出了卡利古拉奢侈开支的种种，称这些开支耗尽了国库。
对威尔金森（wilkinson）而言，卡利古拉在发行货币时不间断地使用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国库破产，尽管卡利古拉个人财富与作为国家元首的收入之间的界限确实模糊不清。
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乌斯（claudius）于公元41年开始统治时，废除了部分税收，启动了多项昂贵的建筑项目，并向每位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成员捐赠了塞斯特斯，这表明卡利古拉留下的国库仍然充裕。
从长期来看，除了偶尔的意外之财外，卡利古拉的开支远超收入。
通过征税筹集资金成为了他的主要关注点。
省份公民需要直接缴纳税款，这些税款用于资助军队，而意大利人则被免除此项税收。
卡利古拉废除了一些税收，包括广受厌恶的销售税，但他引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税，而不是雇佣专业的税农（publicani）来征税，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以严厉着称的近卫军。
狄奥和苏埃托尼乌斯将这些税收称为“可耻的”，其中一些极其琐碎。
卡利古拉对“酒馆、工匠、奴隶和雇佣奴隶”征税，对在城市中销售的食品、帝国内任何地方的诉讼、婚礼或结婚、搬运工的工资（或许是快递员）、最臭名昭着的，则是对妓女（无论是活跃的、退休的，还是已婚的）或她们的皮条客征税，税额相当于“一笔交易的金额”。
意大利省份的公民失去了以往的税收豁免。
大多数个人的税单金额不大，但却是累积的；在卡利古拉短暂的统治下，总体税收翻了一番。
即便如此，税收仍远远不够，而这一征税举措也深受罗马平民的反感。
约瑟夫斯（Josephus）声称，这导致了在竞技场的暴动。
巴雷特指出，关于“军事大规模处决”的故事，“几乎可以肯定”应被视为“标准的夸大之辞”。
根据罗马的继承法，提比略（tiberius）作为皇帝未收取的财产，在他去世后将转移给卡利古拉（caligula）作为现任皇帝。
罗马继承法承认遗赠人有责任为其家庭提供保障；卡利古拉似乎认为，作为国家的“父亲”，他有权从虔诚臣民的遗嘱中分得一份。
军队也不例外；那些没有留下财产或遗赠太少给皇帝的百夫长，被判定为忘恩负义，其遗嘱会被废除。
通过掠夺获得财产的百夫长也被强制将战利品交给国家。
关于皇宫内有妓院的传闻，称其由罗马贵族、贵妇和他们的子女所管理，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都认为这些说法是字面意思。
麦金（mcGinn）认为这些传闻可能是基于某个事件，后来在流传中被扩展成了一个机构。
类似的指控在未来也会针对科摩杜斯（modus）和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提出。
温特林（winterling）引用狄奥（dio）的记载，追溯到公元40年，指出贵族们被迫为住在皇宫内新建的套间支付高额租金，才能享受如此接近卡利古拉的生活，并在近卫军的保护下居住。
此记载中并未提及妓院。
苏埃托尼乌斯似乎颠覆了传统贵族之间的客户-保护人关系，并称卡利古拉在早晨的问候、晚宴和遗嘱公告时接受来自他忠实的执政官“朋友们”的维持费用。
这些“朋友”人数众多，因此必须详细记录谁支付了多少，谁还有欠款。
卡利古拉的特工会拜访那些曾参与对他阴谋的执政官，大声谴责参议院的背叛，同时要求个人“赠送”礼物，以表达忠诚的友谊。
不接受则是不可想象的。
温特林描述那些住在这些房间的家庭，如同被当作人质，接受近卫军的监督；有些人自愿支付，有些人则心不甘情不愿，但所有人都支付了。
卡利古拉也以高利贷的方式向缺乏资金的人提供贷款，以此完成对罗马精英，尤其是老共和家庭的羞辱。
尽管卡利古拉的传记作者试图嘲笑他的税收，许多税收在他死后依然得以继续。
军队仍然负责所有税收的征收，而对妓女的税收一直持续到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统治时期。
卡利古拉规定，任何给在位皇帝的遗赠应归皇帝的公职所有，而非私人个人，这一规定在安东尼努斯·皮乌斯（Antoninus pius）时期被确立为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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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古拉没有改变由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建立并由提比略（tiberius）延续的货币体系，但他的硬币内容与前两位皇帝有所不同。
关于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硬币的铸造地点，古代钱币学家之间存在争议。
似乎卡利古拉最初像他的前任一样在卢格杜努姆（Lugdunum，今法国里昂）铸造贵金属硬币，后来在公元37至38年间将铸币厂迁至罗马，尽管有可能这一迁移发生在尼禄（Nero）时期。
卡利古拉的铜币则是在罗马铸造的。
与提比略不同，后者的硬币在其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卡利古拉则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硬币类型，主要以神化的奥古斯都（divus Augustus）为主，还包括他的父母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和阿格里皮娜（Agrippina），他已故的兄弟尼禄（Nero）和德鲁苏斯（drusus），以及他的三个姐妹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德鲁西拉（drusilla）和利维拉（Livilla）。
这种大力强调亲属的做法，旨在突出卡利古拉双重的皇帝身份——既来自于尤利乌斯（Julian）家族，也来自克劳狄（claudian）家族，并呼吁家族团结。
与他的三个姐妹的塞斯特修（sesterce）硬币在公元39年后停产，因为卡利古拉怀疑她们的忠诚。
他还铸造了一枚塞斯特修硬币，庆祝前任皇帝提比略的近卫军（praetorian cohorts），作为其统治初期向他们赠与提比略遗产的手段。
卡利古拉还铸造了一枚四分之一的铜币，纪念废除零点五百分之一的销售税（ducentesima）。
贵金属铸币的产量较小，他的塞斯特修硬币大多是限量发行的，因此现在这些硬币非常稀有。
这种稀有性不能归因于卡利古拉的“被遗忘”命令（damnatio memoriae），因为从流通中撤除他的硬币是不可能的；此外，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硬币在他死后仍然流通了两个世纪。
卡利古拉常见的硬币是铜质类型，通常刻有维斯塔（Vesta）、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和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Elder）的形象，其中最常见的是一枚刻有其祖父阿格里帕（Agrippa）头像的阿斯（as）硬币。
最后，卡利古拉继续在凯撒利亚（caesarea）铸币厂铸造硬币，该铸币厂由提比略（tiberius）设立，用于支付该省的军事费用，发行银德拉赫马（drachmae）。
钱币学家哈罗德·马丁利（harold mattingly）和爱德华·赛登汉姆（Edward Sydenham）认为，卡利古拉硬币的艺术风格逊色于提比略（tiberius）和克劳狄（claudius）的硬币；他们特别批评硬币上的肖像，认为这些肖像过于生硬，缺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