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廿一，洛阳郑政权的重要黄河要塞河阳城，竟不战而溃！面对唐军凌冽的攻势， 守将王泰弃城而逃，其部下赵敻（xiong）等人随即献城，归降李唐。这座去年七月王世充才委派王泰镇守的战略要地，至此完全易主。
关于王世充麾下守将王泰的生平，现存史料记载极为有限，其事迹主要集中在河阳失守这一关键事件上。王泰是王世充建立的郑政权的重要将领。他并非王世充的宗室近亲（如王世恽、王玄应等），但被委以守卫战略要地的重任，说明其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和王世充的信任。
在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唐军大举围攻洛阳期间，王世充为巩固外围防线，特别是控制至关重要的黄河渡口，任命王泰为河阳守将，负责镇守河阳城（今河南孟州一带）。河阳是洛阳北面屏障，扼守黄河孟津渡，地位极其关键。
半年后，面对唐军持续的强大压力和日益恶化的局势（洛阳被围，外围据点相继丢失），王泰思虑再三，准备放弃河阳城，弃职逃跑。
河阳城头的旌旗在带着血腥味的夜风中抖索作响，如同王泰此刻悬在半空的心。他双手扒着冰冷的箭楼墙头，目光扫过北岸黑沉沉的原野，那里，唐军连绵的火点已渐渐凝聚成刺目的光流，分明是李世民麾下精兵强强渡黄河的先兆。
看到此景，寒意顺着他的指尖直窜入脏腑，压得他脊背发僵，心中暗道：“守不住了！”这念头如同一把重锤，无数次锤打着他的理智。河阳“三城”体系在连番拉锯下早已支离破碎，兵疲粮乏，人心溃散，再耗下去无非是徒增枯骨，待城破之日，这一城军民和自己的下场不堪设想。
“大人。”亲信赵敻（xiong）将军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低沉沙哑，带着浓重的忧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烽燧传讯，李道宗部已近孟津渡……”他顿住，深深吸了口气，才将更沉的话吐出，“洛阳已成孤岛，外无援兵。此地……已成死局。大人，存人失地，犹有可图啊！”
这句“存人失地”如同寒芒刺破主将王泰心间迷雾，其猛地闭上眼，喉结剧烈滚动。一边是守土之责、王世充的严令如山，临阵弃城的骂名和可能的严厉追责如同狰狞的巨石压在心头；另一边，却是麾下这些追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活生生的性命，以及自己心中那仅存的一线去寻转机的渺茫希望。这选择，每一面都如寒刃般刺入骨髓。
再睁开眼时，王泰的眸光如淬火的铁块，沉重，却异常清晰冷硬。他霍然转身，大步走下城楼，身后甲片撞击铿锵作响，每一步都踏碎了迟疑。值夜室昏暗的油灯下，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聚集在此的心腹部将们，除了身后跟着的赵敻，还有曹参军、李副尉等人，这些熟悉的面孔都疲惫地望向他们的主将。
王泰的目光在他们脸上缓缓扫过，沉声开口，每个字都似带着铁锈的气味，他无奈的说道：“河阳孤悬，北寇南压，王都（指洛阳）音讯已绝。如再据守，不过是填沟壑而已。我意……”他停顿了一瞬，喉头再度滚动，艰难但异常坚定，“趁夜弃城东走，寻机南下淮泗，避其锋芒，徐图再起！”
这话一出，静寂如同墨汁般在室内晕染开来。曹参军猛地抬头，眼中惊疑不定：“可是，王公（王世充）军法……”
赵敻立刻上前一步，截断参军的话，锐利的目光扫视众人，说道：“当此死生关头，拘泥法条是自寻绝路！唐军合围之势已成，洛阳自身难保，岂有余力顾念我等？眼下保全有用之身，方为日后计！”
王泰点了点头，目光重新凝聚，充满了决绝，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地钉在众人心上，继续说道：“我意已决！诸君随我多年，福祸与共。值此危难之际，愿与我同闯生路者，立刻准备，一炷香后自南门轻装潜出。若有人，”他声音微微一顿，带着难以言喻的沉重与复杂，“若有人顾虑法度、牵挂亲眷，或是认为别投他处方为生途，我绝不阻拦。生死之间，各自抉择，去留但凭本心！”
最后一句“去留但凭本心”，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却又蕴含着无尽的悲凉与无奈。
他的话音在狭窄的空间里久久回荡，灯火的阴影在将领们脸上跳动。曹参军紧抿嘴唇，脸色变幻，最终长叹一声，声音哽咽着抱拳道：“大人！末将……尚有老母妻儿在洛城下……恕难追随……”。
李副尉则猛地拍案，哑声道：“大人待我恩重，刀山火海也随得！赵司马之言在理！”
众人听了二人的话，低声议论，最终一半身影沉入角落抱拳请辞，另一半则迅速围拢到王泰和赵敻身边整束兵刃。
一炷香后的南城小门悄然开启，在稀薄惨淡的月光下，一支约百人组成的队伍鱼贯潜出。王泰最后回望了一眼黑暗中沉默的河阳城堞，那巨大的轮廓在星光下如同垂死的巨兽。他在心中低语：“非是我王泰不忠，实乃……时不我予，无力回天！”随即猛一挥手：“走！”马蹄包覆厚布，车辙缠满干草，一行人如同黑夜中的游魂，在凛冽夜风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向东方的幽暗大地急速遁去。
他的身后，那座曾扼守黄河咽喉的雄城，正在无边的夜色中等待着它注定的结局。
王泰逃跑后，其部下将领赵敻等人并未追随，而是选择献出河阳城，向围困洛阳的唐军投降。这标志着郑政权在黄河北岸最重要的据点彻底丢失，洛阳的北大门洞开。
王泰弃城逃走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具体去向和最终结局。结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王世充政权在河阳失守后数月（同年五月）即彻底覆灭，王世充本人投降后被仇家所杀，其核心将领和宗室大多被杀或被俘。
王泰作为弃城失地的将领，当然不敢回归洛阳，即使逃回洛阳，在郑政权崩溃前夕的混乱中，也极难有好的下场。他很可能在随后的洛阳陷落过程中被杀，或者在逃亡途中不知所踪。
古河阳城故址位于今日河南省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南部区域，其具体位置坐落在孟州市区东南方向约十公里处的古县村及其周边地带。该地北临黄河故道，自古以来便控扼着黄河中游的重要津渡，是从山西高原南下进入河洛盆地的咽喉锁钥之地。
古河阳城雄踞于洛阳的正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五十余里（约合25公里左右），堪称拱卫洛阳北大门的战略前沿阵地。这段看似不远的距离中，却横亘着黄河天堑，河阳城直接扼守于黄河渡口的南岸，成为洛阳北部方向最具战略价值的桥头堡。
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围绕河阳形成了由“北中城”、“中潬城”、“南城”三座城垒与河阳浮桥共同构成的庞大防御体系，史称“河阳三城”。三城跨河而立，通过一座可以部分拆卸以控水陆交通的巨型浮桥紧密相连，不仅成为沟通黄河南北的陆路要道（连接太行陉、轵关陉等通晋孔道），更是构建了洛阳外围最为坚固的北部屏障。
当李唐大军统一中原的烽烟燃起之时，此地戍卒得以扼守河津，拒唐军于黄河之北；承平之日，则舟车辐辏，四方商旅云集，是拱卫都城安危与经济交流的关键节点。
从更宏观的地理格局审视，河阳所矗立之处正处于洛阳小平原的北部边缘，背靠黄河，面向洛阳。洛阳位于伊洛盆地核心，而河阳城则在盆地之外、黄河南岸的一处战略高地上，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指北方可能来袭之敌。两者相距咫尺，一为帝都中枢，一为门户要塞，构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防御共同体。
史书所载“洛都北门，锁钥河阳”、“去都五十里，呼吸相应”，皆形象地道出了两地空间上的近密联系与军事上的依存关系。
唐军平定王世充之战，李世民攻取洛阳前必先确保河阳方向无忧，即是此理。今日，其遗址虽历经千年沧桑，被黄河泥沙与村镇变迁所覆盖，但借助孟州市古县村一带的地名遗存、考古发现以及对古黄河河道变迁的考证，现代学者已可较为精确地锚定这座控扼河洛千年的军事重镇之所在。
王泰的仓皇夜遁如同抽走了河阳城的最后一丝精气，留下的只有恐慌弥漫的空壳和一群茫然无措的守军。当黎明微光艰难地刺破笼罩河阳的阴霾时，以将领赵敻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迅速从混乱中清醒过来，他们心中很清楚，困守孤城、群龙无首的下场唯有玉石俱焚。与其为王世充这艘注定沉没的破船陪葬，不如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为自己也为麾下士卒寻一条生路。
赵敻等人当机立断，一面迅速弹压城内可能出现的零星抵抗，稳定住人心惶惶的局面，一面紧急派出心腹使者，携带盖有河阳守军官印的正式降表，缒城而出，火速奔向城外最近、也是正与单雄信部对峙的唐军总管王君廓大营。降表中言辞恭谨，痛陈王世充“僭逆失道”，表达“久慕王化”之心，并详述王泰弃城经过，声明河阳军民“倾心归附”之意，恳请王师入城纳降。
王君廓接到降表，并未轻信。他一面命令信使暂留营中，一面立刻派出多路精锐斥候抵近河阳城下侦查虚实，同时飞骑向坐镇洛阳前线的最高统帅秦王李世民急报。斥候回报确认河阳城门已开，城头郑字旗帜尽数撤下，守军确有归降迹象，且王泰确已无踪。王君廓这才放下心来，他深知河阳作为黄河北岸锁钥、洛阳北面门户的战略价值，接收此城意义重大。
王君廓立刻点起本部精兵，以威严之师、严整之阵开赴河阳南门。在城门口，赵敻等主要将领已卸甲解兵，手捧河阳城防图籍及府库册簿，恭候于道旁。一场简单而郑重的受降仪式在肃杀的气氛中进行着。
赵敻等人作为降将俯首请罪，王君廓则代表唐廷宣谕安抚，宣布赦免归顺者前罪。唐军随即有序入城，接管城防、府库及各处要隘，于是乎，河阳城兵不血刃地更换了主人。王君廓率军进驻城内，一面安民告示，约束军纪，一面将接收详情及赵敻等人的降表原件，连同自己的奏报，以六百里加急火速呈送秦王李世民行辕。
此刻的秦王李世民，正坐镇洛阳城西的青城宫大营，运筹帷幄，指挥着对王世充老巢的最后一击。河阳归降的捷报如同注入强心剂，令整个中军大帐为之一振。李世民仔细审阅了王君廓的奏报和赵敻的降表，沉稳如山的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笑意。
作为唐军西线统帅，年轻英武的秦王心中明白河阳的易手绝非孤立事件，它象征着王世充外围防线的彻底崩解和洛阳彻底沦为孤城的现实。这不仅断绝了王世充从北面获得支援或逃跑的最后一丝渺茫希望，更极大地鼓舞了围城唐军的士气，同时沉重打击了洛阳城内本已摇摇欲坠的抵抗意志。
李世民当即挥毫，以统帅身份下达了两道命令，其一，对王君廓迅速、稳妥接收河阳的行动予以嘉奖，命其就地整编部分愿效力的原河阳守军，加强城防，务必确保这个战略支点牢牢掌握在唐军手中，严防王世充可能的反扑或北方窦建德（若来援）的威胁；其二，对赵敻等率众归顺的将领，李世民展现了宽宏大量与政治智慧，他亲笔批示“识时务者为俊杰”，允诺“既往不咎”，并初步拟定了对他们的安置意见，核心人物赵敻等，待战事稍定后，将按其才能和归顺功绩，授予相应唐朝官职以示褒奖和笼络（史载赵敻后确被任命为刺史），其余部众则妥善安置，愿从军者择优补入唐军各部，愿归农者给予盘缠遣散。
这道充满安抚与实用主义的命令，连同河阳大捷的消息，被李世民以更快的速度，飞马传向帝都长安，奏报父皇李渊及朝廷中枢。
当河阳归降的详细奏报和李世民的处置意见送达长安太极宫时，正密切关注洛阳战局的唐高祖李渊与宰相重臣们（如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同样感到振奋。
长安朝廷的视角与前线统帅李世民略有不同，他们更看重此事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全局影响。河阳的归顺，是继多地郑将倒戈后又一重大事件，它向天下昭示着王世充气数已尽，人心尽失，连其苦心经营的黄河要塞也望风归附。这极大地增强了李唐政权“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宣传资本。
李渊在御前会议上充分肯定了秦王李世民前线处置的果断与得当，完全批准了他对赵敻等人的初步安置意见。朝廷随即以皇帝名义，正式颁发诏书，诏书明令“嘉奖秦王李世民及总管王君廓妥善处置河阳之功；正式赦免并接纳河阳全体归顺军民，重申“胁从罔治”的政策；同时对赵敻等带头归顺的将领给予朝廷层面的正式认可和初步封赏承诺（具体官职待战后论功行赏时再定）”。
此举意在树立榜样，进一步瓦解仍在负隅顽抗的王世充集团的内部。这道来自大唐帝国权力中枢的诏书，不仅是对前线将士的鼓舞，更是对天下发出的明确信号，即“顺唐者昌！”
河阳的易帜，在王泰的懦弱逃亡中开始，在赵敻等人的求生抉择中完成，最终在李世民迅捷的军事接收和李渊朝廷隆重的政治确认下，成为了压垮王世充郑政权的又一块关键巨石，也书写了唐初统一战争中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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