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锁木盒
民国十七年，秋老虎赖在津门不走，估衣街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唯有“裕和银号”门檐下的两盏走马灯，还在慢悠悠转着。账房先生周培之正用鸡毛掸子扫柜台，忽然听见街面上传来“叮铃哐当”的声响，抬头一看，两个穿短打的伙计正抬着个黑铁疙瘩往里走，铁疙瘩上的铜把手磨得发亮，正是东家从上海运回来的西洋保险柜。
“周先生，您搭把手！”伙计喊着，周培之放下掸子迎上去，指尖刚碰到保险柜，就被烫得缩了回来。这铁家伙比他想象中沉，四个角都包着铜皮，柜门上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像极了洋教堂窗上的图案。东家苏明远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串钥匙，脸上带着笑：“培之，这可是上海最时兴的玩意儿，锁芯有三层，就算是江洋大盗，没个三天三夜也打不开。”
周培之没接话，只是盯着保险柜发愣。他在裕和银号待了二十三年，从学徒到账房，再到如今的掌柜，柜台下始终摆着个樟木盒子，盒子上的铜锁还是他刚当学徒时，老掌柜亲手交给他的。那铜锁样式老，钥匙是黄铜磨的，上面刻着个“裕”字，摸了二十多年，边缘早已圆润光滑。
等伙计把保险柜安在里间，苏明远拿着钥匙试了试，“咔嗒”一声，锁芯转动的声音清脆利落。他拍了拍柜面：“以后库房的银子都往这儿放，比原来的木柜安全多了。对了，你那樟木盒子，要不也挪进来？”
周培之连忙摇头：“东家，那盒子不一样，得放在柜台下。”
苏明远愣了愣，随即笑了：“行，你是老掌柜，听你的。”他知道周培之的脾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像当年银号改用洋账本，周培之偏要在旁边备着毛笔和宣纸，说“墨写的字才压得住账”。
当天下午，估衣街的商户就都知道裕和银号有了西洋保险柜。绸缎庄的王老板来存银子时，特意绕到里间看了看，回来后对着周培之啧啧称奇：“周掌柜，这铁家伙真能防贼？”
周培之正用算盘拨着账，闻言抬头笑了笑：“东家说能，应该差不了。”他指了指柜台下，“不过真要是急着用钱，还得看这个。”
王老板探头一看，只看见个樟木盒子的边角，铜锁在阴影里泛着微光。他刚想问什么，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就见布庄的李掌柜闯了进来，脸上满是汗，头发都贴在了额头上。
“周掌柜，求您帮个忙！”李掌柜抓住周培之的手，声音发颤，“我家老婆子突然咳血，医馆说要先交五十块大洋才能治，我这布庄的银子都压在货上了，您能不能先借我点？”
周培之心里一紧，李掌柜是裕和的老主顾，每年换季都要把周转的银子存在这儿，从没拖欠过。他没多想，弯腰从柜台下抽出樟木盒子，掏出铜钥匙打开——盒子里铺着红绒布，整齐地码着十几叠大洋，每叠十块，旁边还放着个小本子，记着谁借了多少，什么时候还。
“五十块，够不够？”周培之数出五叠大洋，递给李掌柜。
李掌柜接过银子，手都在抖，连忙从怀里掏出纸笔：“我给您写借条！”
“借条不用急，”周培之按住他的手，“先送老嫂子去医馆，等忙完了再说。”他翻开小本子，在“李记布庄”那一页写下“民国十七年秋，借五十块大洋”，又签上自己的名字。
李掌柜千恩万谢地走了，王老板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周掌柜，你就这么把银子借出去了？连借条都没要？”
周培之把樟木盒子锁好，放回柜台下：“李掌柜是老主顾，他的为人我信得过。再说，这盒子里的钱，本来就是给老主顾应急用的。”
王老板还是不放心：“可要是有人借了不还怎么办？”
周培之拿起算盘，继续拨着珠子，声音轻却坚定：“裕和开了四十年，靠的就是个‘信’字。老主顾来这儿存钱，是信我们；他们急着用钱，我们帮一把，也是守这个‘信’。真要是有人昧着良心不还，那丢的不是银子，是他自己的脸面。”
王老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看了眼里间的保险柜，忽然觉得那黑铁疙瘩虽然结实，却不如柜台下的樟木盒子让人安心。
过了没几天，津门下起了连阴雨，估衣街的生意淡了不少。周培之正坐在柜台后看账本，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粮店的赵老板。赵老板撑着把油纸伞，裤脚溅满了泥，脸色比外面的天气还难看。
“周掌柜，我儿子在北平读书，刚才拍来电报，说学校要交学费，还得买冬衣，让我尽快寄二十块大洋过去。可我这粮店刚进了批新米，银子都花出去了，您能不能……”赵老板话说到一半，就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周培之二话不说，又拿出樟木盒子。这次他没数大洋，直接拿出两叠：“二十块，你先拿着。孩子读书要紧，别耽误了。”
赵老板接过银子，眼圈有点红：“周掌柜，您真是救了我的急。我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去当铺当点东西，可当铺的利息太高，我……”
“别说这些了，”周培之打断他，“赶紧去邮局寄钱，别让孩子等急了。”
赵老板走后，周培之翻开小本子，在“赵记粮店”那一页写下借款数额。他看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老掌柜把樟木盒子交给自己时说的话：“培之，这盒子里的钱不多，但每一分都得用在刀刃上。老主顾们挣点银子不容易，要是他们急着用钱，咱们能帮就帮一把。保险柜能防贼，可防不住人心；这木盒子装的不是银子，是咱们裕和的信誉。”
那时周培之还年轻，不太懂老掌柜的话，只知道照着做。直到后来，有次银号遇到挤兑，好多人都来取钱，库房里的银子眼看就要不够了。就在这时，几个常来的老主顾却主动说：“我们的钱不急用，先存在这儿，等银号缓过来再说。”周培之当时又感动又疑惑，后来才知道，那些老主顾都曾从樟木盒子里借过钱，他们是记着裕和的好，特意来帮衬的。
从那以后，周培之更把樟木盒子当回事了。每年过年，他都会把盒子里的钱清点一遍，不够的就从自己的工钱里补，务必保证有两百块大洋在里面。苏明远知道后，要从银号的利润里补，周培之却不肯：“东家，这钱得是我自己的心意，这样老主顾用着才踏实。”苏明远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去。
转眼到了冬天，津门飘起了雪花。估衣街的商户们都忙着盘点一年的生意，裕和银号也不例外。苏明远来查账时，特意问起樟木盒子里的钱：“培之，今年借出去多少了？有没有人没还？”
周培之拿出小本子，笑着说：“借出去一百三十块，都还了。李掌柜还特意多送了块布料，说要给我做件新棉袄；赵老板寄了袋北平的栗子，说是他儿子特意让带的。”
苏明远接过小本子，翻了几页，看见上面除了借款数额，还有些小字备注，比如“李掌柜家老嫂子痊愈”“赵老板儿子学费已交”，字迹工整，透着股暖意。他忽然明白，周培之守着的不只是个樟木盒子，更是裕和与老主顾之间的情分。
“培之，”苏明远把小本子还给周培之，语气里满是敬佩，“这西洋保险柜虽然先进，可比起你这樟木盒子，还是差了点东西。”
周培之愣了愣：“差了点什么？”
“差了点人心，”苏明远笑着说，“保险柜锁的是银子，你这盒子锁的是信誉。有了信誉，就算没有保险柜，老主顾也愿意把银子存在这儿；要是没了信誉，再结实的保险柜，也留不住人。”
周培之听了，心里暖暖的。他抬头看向窗外，雪花落在走马灯上，融化成水珠，顺着灯穗滴下来。柜台下的樟木盒子安安静静地躺着，铜锁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就像裕和银号四十年的时光，平淡却扎实。
又过了几年，周培之年纪大了，苏明远想让他退休养老，可周培之不肯：“我还能再守几年柜台，还能再看看这樟木盒子。”苏明远没办法，只好在柜台后加了把椅子，让他坐着算账。
有天，周培之正在柜台后打盹，忽然听见有人喊“周掌柜”。他睁开眼，看见个年轻小伙子，穿着洋装，手里提着个皮箱，脸上带着笑。
“您是？”周培之有些疑惑。
“周掌柜，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赵老板的儿子，赵建国啊！”小伙子笑着说，“我当年在北平读书，您还借过我父亲二十块大洋交学费呢！”
周培之这才想起，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那个需要学费的孩子。他连忙起身：“建国啊，你回来了？现在在哪儿做事？”
“我在天津办了家工厂，专门生产洋布，”赵建国说着，从皮箱里拿出五十块大洋，“周掌柜，这是当年我父亲借您的二十块，还有三十块，是我特意拿来的，想放在您这樟木盒子里，给需要的老主顾应急用。”
周培之看着桌上的大洋，眼圈忽然红了。他没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点帮忙，竟然被记了这么久。他颤抖着拿起樟木盒子，打开后，把赵建国带来的大洋整齐地码在里面：“建国，谢谢你。你父亲当年说，你读书很用功，现在看来，你没让他失望。”
赵建国笑了：“周掌柜，我父亲总跟我说，当年要是没有您帮忙，我可能就没法继续读书了。他还说，裕和银号的周掌柜，是个守信誉的好人。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您学，也做个守信誉的人。”
周培之把樟木盒子锁好，放回柜台下。他看着赵建国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眼里间的西洋保险柜，忽然觉得，这樟木盒子就像棵老槐树，虽然不起眼，却深深扎根在估衣街的土壤里，扎根在老主顾的心里。
后来，津门的变化越来越大，洋行开了一家又一家，新式银行也多了起来，可裕和银号依然在估衣街坚守着。有人劝苏明远，把银号改成新式银行，用电脑记账，用更先进的保险柜，可苏明远总是笑着说：“我们裕和有周掌柜的樟木盒子，这就够了。”
周培之守着樟木盒子，一直到八十岁。他去世那天，估衣街的商户们都来了，李掌柜、赵老板、王老板……还有好多曾经从樟木盒子里借过钱的老主顾。他们站在裕和银号的门口，看着柜台下那个熟悉的樟木盒子，眼睛都红红的。
苏明远把樟木盒子交给了新掌柜，也是周培之的徒弟。他把铜钥匙递过去时，说了当年老掌柜对周培之说的话，也说了周培之一辈子坚守的道理：“这盒子里的钱不多，但装的是信誉。保险柜能防贼，可木盒子能守住人心。只要这盒子在，裕和的‘信’字就不会丢。”
新掌柜接过钥匙，郑重地点了点头。他把樟木盒子放回柜台下，就像周培之当年那样。阳光透过裕和银号的门檐，照在铜锁上，泛着温暖的光，就像周培之的笑容，一直留在估衣街的时光里，留在老主顾的记忆里。
很多年后，津门的老人们还会跟孩子们说起裕和银号的樟木盒子，说起那个守着铜锁木盒的周掌柜。他们会告诉孩子，真正的信誉，不是靠结实的保险柜锁住的，而是靠一颗真诚待人的心，靠一次又一次的雪中送炭，慢慢积累起来的。就像周掌柜说的那样：“保险柜防的是贼，木盒子装的是信，这‘信’字，才是生意人最该守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