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阁首辅魏藻德，在东暖阁那压抑的氛围中，用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叩请圣上准其“乞骸骨”，并“深明大义”地举荐次辅蒋德璟接任首辅之位时，崇祯皇帝的脸上，并未露出丝毫的意外或挽留。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位在他雷霆清洗东林党之后、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平日里对他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傀儡首辅”，心中却已是明镜一般。
魏藻德，怕了！他怕的，并非是即将到来的与李自成或建奴的决战，而是……朕即将要推行的“商税”改革！这项改革，将要触动整个大明朝廷内外、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士绅、商贾、乃至皇亲勋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这块骨头，太硬！太难啃！他魏藻德，不敢啃，也不愿啃！宁可以“年老体衰，不堪重负”为名，主动辞官，也不愿去当这个注定要被万夫所指、甚至可能身败名裂的“急先锋”！
“罢了。” 崇祯心中暗叹一声，目光却转向了更深远的历史。
他想起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蒙古人凭借着强悍的骑兵，在马背上得了天下，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汗国。然则，他们除了征服与掠夺，却不懂得如何治理，不懂得如何改革，不懂得如何与汉文化融合，最终……短短不足百年，便因内部的腐朽和汉人的反抗，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哪一个不是叱咤风云、雄霸一方的豪杰？崇祯甚至认为，那个时代的英杰枭雄，其眼界、其格局、其麾下将士的战力，都要远胜于眼下这些只知流窜劫掠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
而最终从这乱世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的，却是那个出身最为低微、甚至可以说是赤贫如洗、做过和尚、当过乞丐的淮右布衣——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与那同样是草根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太祖皇帝的崛起之路，无疑更为艰难，也更为传奇！
公元1368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于应天府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开启了中华历史上又一个由汉人主导的、长达近三百年的辉煌时代！
然则，三百年光阴弹指而过。如今，到了他崇祯朱由检手中，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却已是内忧外患，国力凋敝，风雨飘摇，如同那风中残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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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崇祯皇帝凭借着他那个来自后世的灵魂、以及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些浅薄却也足以让他洞察本质的经济学知识，早已看清了问题的关键——经济！特别是……税收！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若没有稳定而充裕的财政收入，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队、高效的官僚体系、以及……足以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民生保障！
明代的税收名目，可谓是五花八门，繁杂无比：有针对田亩人丁的“赋”，有针对商贸流通的“税”，有供给军需的“饷”，有无偿劳役的“徭”，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杂泛”等等。
他穿越之初，为了尽快稳定人心，收拢民望，曾下旨免除天下田赋三年。但他当时便已留了一手——他只免了“赋”，却并未免除“税”！这看似微小的区别，却足以显示出他对国家财政的精准判断和长远考量。
在他看来，明代的“税”，其概念与后世的税制，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极大不同。它并非完全是国家单方面的强制征收，很多时候，是与某种“有偿交换”或“特定服务”相挂钩的。比如，针对过往商旅征收的“商税”（关税、过税），针对官营店铺或特定商品征收的“课税”，针对官方借贷收取的“利息”，以及……各种名义上的“租赁”费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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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商税”的重要性，其实是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的！
洪武年间，太祖便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商税征收体系：在各府设立“税课司”，在各县设立“税课局”，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关隘、市镇，则设立相应的“分司”或“税卡”。整个体系，自上而下，层层管理，不可谓不严密！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全国共设立了四百五十多处隶属于朝廷的商税机构！其征收上来的税银，皆统一解送至京师太仓，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当时商税的主要来源，有两大项：
其一，便是“塌房税”，也称“官店钱”。即由朝廷在各地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兴建官方经营的客栈、货栈，所有过往的行商坐贾，都被强制要求必须入住这些官营塌房，并按照其携带货物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向朝廷缴纳税款。
其二，则是“市肆门摊税”。此税起于洪熙元年，后在宣德、正统年间，逐步推广于全国。即在城乡集市，对所有开设店铺、摆设摊位的商人、小贩，按照其经营规模和商品种类，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甚至……连那些在城郊种植蔬菜、挑担进城贩卖的普通菜农，也要缴纳“菜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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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祖高皇帝苦心建立起来的这套商税制度，在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之后，却早已是弊端丛生，形同虚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壮大，他们对朝廷征收商税的抵制情绪，也日益高涨。而那些本应代表朝廷利益的文官集团，其中许多人本身便出身于江南士绅商贾之家，或与地方商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在他们的“支持”和“呼吁”之下，原本还算有效的塌房税和门摊税等主要商税，在万历朝之后，便已是举步维艰，几乎收不上来几个钱了！
中央朝廷收不上税，地方官吏却并未闲着！他们打着各种“合理”的旗号，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并将其中大部分都中饱私囊！这种官逼民反的行径，也直接或间接地，激起了无数的民变和地方动乱！
而朝堂之上的党争，更是对商税制度的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魏忠贤等所谓的“阉党”当政之时，为了搜刮钱财，也曾一度加强过商税的征收，设立了许多新的税卡和税监。但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充实国库，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其手段之酷烈，搜刮之民脂民膏，更是令人发指！这也使得“商税”二字，在百姓心中，几乎等同于“苛政”和“盘剥”。
待到东林党人重新执掌朝政之后，他们虽然也并未从根本上废除商税制度（毕竟国库空虚，也需要钱），但因其自身与江南士绅商贾集团的密切关系，对于商税的征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国库，也因此而日益空虚，最终到了连京营兵士的粮饷都发不出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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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看着眼前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他深知，大明朝的财政，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若非他去年当机立断，以雷霆手段，抄没了周奎、陈演、郑三俊等一批东林党巨贪的家产，恐怕……他这个皇帝，连支撑到今日的御驾亲征，都做不到！可笑的是，这些平日里满口“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东林君子们，其家中搜刮出来的金银财宝，竟比那些臭名昭着的“阉党”余孽，还要多上数倍！
“商税……并非没有！” 崇祯皇帝在心中怒吼，“而是……根本没有征到那些真正该收税的人的头上！”
真正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始终是那些最底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而那些富可敌国的江南士绅、垄断了各种贸易的商贾大豪，却总能凭借着他们在朝中的“保护伞”，以及各种巧妙的手段，将本该由他们承担的税负，转嫁到百姓身上，或是……干脆直接偷逃漏税！
“不行！此弊不除！大明必亡！”
在与内阁辅臣们进行了长达两日的、几乎是摊牌式的深度讨论之后，崇祯皇帝已然洞察了这背后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也下定了彻底改革税制的决心！
至于魏藻德……崇祯看着这位曾经也算“听话”、如今却在关键时刻选择“退缩”的首辅，心中虽有不满，却也并未打算过于苛责。他知道，魏藻德的“请辞”，并非全是虚情假意，恐怕……也确有几分“不堪重负”的真实成分在内。
“罢了。” 崇祯在心中暗叹一声，“魏爱卿辅佐朕躬，也算劳苦功高。既然他已心力交瘁，不愿再当这个‘恶人’，朕……便准其致仕吧。着吏部、户部，好生为其安排荣养善后之事，也算是……全了君臣一场的情分。”
他知道，接下来的这场“商税”改革，其难度和风险，将远超之前任何一次清洗和改革！
但他，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