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章：史笔同（至元二十五年?和林史馆）
和林史馆的铸铁书架按 “左北右南中西” 排列：北侧列蒙古文典籍，《脱卜赤颜》（蒙古秘史）用狼皮装订，每叶边缘钤千户合印；南侧存汉地文书，《金史》《辽史》的竹简编绳用朱砂浸染，与南宋临安府刻本比对无误；中西放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羊皮卷盖伊尔汗藏书印，旁附八思巴文译注。“蒙古史官掌游牧事，” 翰林学士承旨耶律铸对修撰官道，骨签点过《太祖纪》草稿，“汉人笔吏校中原典章，” 案上的《农桑辑要》抄本标 “至元十年刊”，“波斯文士理西域载记，” 星图译稿的骑缝章是蒙汉波斯三文合印，“三方史料需互证，” 他的验史镜照过《元史》草本，镜中显形不同文字的记载重合处，“缺一不可入卷。”
忽必烈的手指抚过架顶的铸铁史格，格分 “本纪”“志”“表”“列传” 四栏，栏沿刻 “至元二十五年史馆造”，含硫量二分二厘 —— 与和林符牌库的基准完全一致。“中统三年设史馆时，” 他忽然道，案上的《修史凡例》记着 “只用蒙古文编年纪事”，“因缺汉地方志，” 凡例旁贴着汉人史官的补注 “漏载江南水利”，“导致前史偏颇，” 他的目光扫过正在誊写的史官，“今日多文并纂，” 指尖点过蒙古文《亲征录》与汉文《宋史》的叠放处，“需让草原的箭与中原的笔，” 在同一卷册相遇。
史馆的修撰们按 “蒙三汉三西二” 编班：蒙古史官帖木儿校订《太祖纪》，用回鹘式蒙古文补录 “十三翼之战” 细节，每则记事需附千户所的兵籍残卷；汉人修撰王恽编纂《地理志》，州县沿革需与至元二十三年的税册核对，山川名称注蒙汉双语；波斯文士拉施特整理《西域传》，对照《伊尔汗天文表》标注西域诸城方位，骑缝处盖 “史馆同修” 印。“蒙古笔侧重‘征伐’，” 耶律铸展开分工册，“汉人笔详载‘治道’，” 波斯笔补记 “商路”，“三者权重均等，” 他的铁尺量过各部分篇幅，“合‘文武兼修，中外共载’之制。”
忽必烈翻看《艺文志》草稿，蒙古文《萨迦格言》译本与汉文《授时历》序、波斯文《医学集成》提要在卷中并列，篇幅相差不逾十页。“至元二十年修《世祖实录》，” 他指着旧稿的偏科处，蒙古军功占七成，汉地政务仅三成，“因史官单族，” 案上的《监修录》记着 “世祖亲改七处”，“如今多族共撰，” 目光扫过帖木儿与王恽的校勘笔迹，“需让弓马与桑麻，” 指尖划过重合的朱批，“在同一支笔下，各显其要。”
《世祖本纪》的纪年方式引发争论：帖木儿主张用蒙古 “十二生肖纪年”，附 “忽里台选汗” 大事；王恽坚持依汉地 “年号纪年”，标 “至元元年” 至 “二十五年”；拉施特建议增波斯 “回历” 对照，注 “回历 683 年即至元元年”。“最终折中为三栏并置，” 耶律铸呈上定稿，首行蒙古文 “鼠年（至元元年，回历 683 年）”，“每栏间距五分，” 他的卡尺量过行格，“栏线用铸铁镇尺压平，” 镇尺刻 “时同轨”，含硫量二分二厘，“确保翻阅时三历同步对照。”
忽必烈的朱笔落在 “至元十三年取临安” 条，蒙古文记 “羊年秋，拔宋都”，汉文载 “十三年十一月，宋主降”，波斯文注 “回历 681 年冬，南家思国亡”，三则记载的时间误差不逾三日。“去年修《定宗纪》，” 他忆及那时的混乱，蒙古史官记 “牛年卒”，汉人史官考 “淳佑四年薨”，相差两年，“因无对照，” 案上的《考异录》记着 “征西域老兵证词定谳”，“如今三历互证，” 朱笔圈出重合处，“时间便不会说谎。”
《刑法志》的编纂现场争执不休：帖木儿主张收录《大扎撒》“盗马者死” 条，附蒙古千户的判例；王恽坚持载入《至元新格》“笞杖徒流” 制，注汉地路府的行刑记录；拉施特提议补波斯《伊尔汗法典》的 “契约法”，供西域参照。“最终按‘域分述，制归总’编排，” 耶律铸展示定稿，首列 “中枢法”（如《大元通制》），次分 “蒙古部法”“汉地民法”“西域商法”，“每则条文需三方史官画押，” 押缝章为 “法同源”，与和林刑部的印鉴同制。
忽必烈对比《食货志》中的 “五户丝制” 与 “两税法”：蒙古文 “每五户输丝一斤” 与汉文 “夏税秋粮” 的折算表，经拉施特用波斯 “迪尔汗” 换算后，税负均等。“至元十六年的《税志》，” 他指着旧稿的偏颇，蒙古牧税详而汉地税目略，“因志书单详一族，” 案上的《民怨录》记着 “江南税吏舞弊”，“如今并录互校，” 指尖划过帖木儿与王恽的共同批注，“典章便难藏私。”
《列传》草稿的取舍引发激辩：蒙古史官力主为 “西征功臣” 伯颜单独立传，详述 “襄樊之战” 军功；汉人修撰坚持为 “劝农使” 张文谦立传，载其 “推广农桑” 政绩；拉施特建议补 “波斯医官” 爱薛传，记其 “治疫救民” 事。“最终定‘功过不掩，族属不论’，” 耶律铸的朱笔圈出入选标准，伯颜传附 “屠城争议”，张文谦传注 “抑商之失”，爱薛传记 “历法之争”，“每篇末附‘三语评语’，” 蒙古文评军事，汉文论治政，波斯文谈影响，“合‘春秋书法’之旨。”
忽必烈翻看《耶律楚材传》，蒙古文赞 “制礼作乐”，汉文贬 “重佛轻儒”，波斯文评 “西域通商”，三者在 “功在一统” 处达成共识。“去年修《阿合马传》，” 他忆及争议，蒙古史官讳其贪，汉人史官斥其酷，“因无平衡，” 案上的《改稿录》记着 “世祖删改五处”，“如今多语并评，” 目光扫过交叉的批注，“人物便立体如真人。”
史馆的勘误台按 “三本互校” 设置：蒙古文底本、汉文译本、波斯文节本并置，每页的天头地脚留 “校记” 栏，帖木儿用蒙古文注 “史源出处”，王恽以汉文标 “异同”，拉施特用波斯文写 “考证”。“发现《太祖纪》‘灭乃蛮’时间有误，” 耶律铸指着校记，蒙古文底本记 “狗年”，汉文《金史》载 “泰和四年”，相差一年，“最终依畏兀儿文《亦都护传》定谳，” 附畏兀儿文残片拓片，“三方签字，方得改稿。”
忽必烈的玉杖轻叩勘误台，台内嵌铸铁信标，与和林藏书库的善本库形成共振。“至元二十二年《地理志》误记‘辽阳行省户数’，” 他指着旧档的红笔勘误，因未核税册，多写三万户，“导致颁行后流民误认，” 案上的《追责录》记着 “史官罚俸三月”，“如今信标联网，” 杖尖点过三本重合处，“一字之差，” 目光扫过存档的拓片，“便有三证盯着。”
《春秋》笔法的运用引发讨论：帖木儿主张 “征伐称‘讨’，叛逆称‘叛’”，如 “讨阿里不哥”；王恽坚持 “书‘弑’书‘杀’，各如其事”，如 “李璮杀主叛”；拉施特建议 “西域事依其俗，称‘圣战’者注‘中原谓征伐’”。“最终定‘同事实，异书法’，” 耶律铸出示《史书法》，蒙古事用 “征”，汉地事用 “伐”，西域事用 “讨”，“但释义需统一，” 注 “皆为军事行动”，“避免褒贬失衡。”
忽必烈的朱笔在 “襄阳之战” 条停顿，蒙古文写 “拔”，汉文记 “克”，波斯文作 “取”，释义栏均标 “下城”。“至元二十年修《宪宗纪》，” 他忆及那时的偏颇，蒙古文夸 “天威”，汉文惜 “民命”，“因书法不一，” 案上的《监修奏议》记着 “更定凡例”，“如今名异实同，” 指尖划过统一的释义，“史笔便无偏私。”
翻译局的《译语》手册标注关键术语：“忽里台” 对应汉文 “选汗大会”、波斯文 “????”（会议）；“五户丝” 译 “每五户输丝”“??? ?????? ???? ???”，旁附 “每斤丝折银三钱” 的换算表。“‘站赤’曾被译为‘驿’与‘????’，” 汉人译官李衡道，因涵盖 “驿马、文书、税卡”，最终定为 “站赤” 加双语注，“确保术语的完整性，” 他的笔在《译误录》上标注，“去年因译错‘怯薛’为‘卫士’，” 导致波斯文士误认 “普通士兵”，“如今三语同页，” 目光扫过对照栏，“词义便无偏差。”
忽必烈翻看《西域传》的译稿，“撒马尔罕” 的蒙古文 “????????”、汉文 “寻思干”、波斯文 “??????” 并列，下注 “西域大城，产铁”。“译语如桥梁，” 他对译官们道，案上的《通译录》记着 “世祖亲定三十术语”，“桥歪了，” 指尖点过 “同词异译” 的红笔标记，“史书便会栽跟头。”
孛儿只斤?海都在史馆见习，看着帖木儿用蒙古文誊写 “斡难河源头”，王恽以汉文标注 “与中原黄河同入大海”，拉施特用波斯文补 “西域阿姆河亦归海”。“蒙古的河，汉地的河，” 他的习字册画着三条水脉，“都往低处流，” 另注 “史书中的事，” 笔尖在三族记事的重合处画圈，“也往‘一统’走。”
忽必烈见他在圈旁写 “理” 字，便问：“何理？” 海都指着《地理志》的疆域图，蒙古的 “岭北”、汉地的 “中原”、西域的 “河中”，在图上连成完整轮廓。“就像这图，” 他的指尖划过边界线，“分开是岭北、中原、河中，” 合上书页，“合起来是大元，” 忽然明白，史书的多语并录从不是割裂，而是让不同地域的记忆，在同一部史书中找到共通的脉络。
至元二十五年冬至，《大元通史》初稿完成，进呈仪式在史馆举行。忽必烈接过黄绫装裱的定稿，封面钤 “国史院印”，扉页列修撰名录：蒙古史官五人、汉人史官五人、波斯文士三人，姓名按 “蒙汉西” 序排列，骑缝处盖三方合印。“此史非一族之史，” 他的朱笔在 “凡例” 页写下 “史笔同，则人心同”，墨汁用漠北松烟与中原朱砂混合，“是草原的弓、中原的笔、西域的秤，” 目光扫过肃立的史官，“共同写就的家史。”
耶律铸将定稿的铸铁模子封存，模子的含硫量二分三厘，与和林符牌库的基准一致。“此模可刊百部，” 他的声音，“一部存蒙古万户府，” 一部藏汉地中书省，“一部送波斯伊尔汗，” 他的手指划过模子的 “同文” 二字，“让后世知，” 目光望向窗外的和林城，“大元的一统，” 声音庄重如钟，“不仅在疆域，更在史笔。”
当暮色笼罩史馆，海都的习字册最后一页，画着史官们共同署押的场景：蒙古文的狼毫、汉文的毛笔、波斯文的芦苇笔，在同一卷史书上落下字迹。他在画旁题字：“文异史同”，字迹里的漠北松烟与中原朱砂，在烛火下泛着柔和的光 —— 就像这部《大元通史》，看似分了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实则被同一股 “统绪” 牵引，在至元二十五年的冬夜里，成为照亮后世的制度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