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日本陆军内部经过“二二六兵变”这场“血雨腥风”的内斗，主张“有计划、先搞中国”的统制派最终胜出，牢牢掌控了国家机器。这帮更“精明”、更“高效”（也同样极端和危险）的军国主义者，把侵略扩张的目光更加坚定地投向了中国。
很多人可能以为，日本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才开始全面侵华的。其实不然！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开始，一直到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这中间的六年时间，日本这头饿狼可一刻也没闲着！ 它就像一个贪婪的食客，吃完了“东三省”这盘硬菜，又把筷子伸向了“华北”这盘肥肉，不断地用各种流氓手段搞事情，一点点地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这一章，咱们就来聊聊这几年间，日本是如何步步紧逼，不断挑衅，最终把战火烧到卢沟桥的。
话说自从关东军那帮“下克上”的家伙们，靠着“九一八”的阴谋，轻轻松松就把中国东北三省这块肥肉吞进了肚子（还搞了个伪满洲国当遮羞布），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就被彻底撑大了。
东北到手了，下一步呢？日本军部（特别是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统制派）的目光，自然就投向了与伪满洲国接壤的中国华北地区。
华北这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靠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又是连接东北和关内的战略要地，还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如果能把华北也控制在手里，那等于把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国的心脏，也为日后全面占领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从1932年开始，日本就针对华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步步为营、得寸进尺的“切香肠”战术。啥叫“切香肠”？就是不一口吃掉，而是一片一片地切，今天占块地，明天搞个“自治”，后天再驻点兵……每次动作都不算太大，让你觉得好像还能忍，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整根香肠已经被它切走一大半了！
就在关东军在东北忙着“消化”胜利果实的时候，日本海军也没闲着，跑到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去搞事情。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侨民”（又是这个借口！）和“抵制日货”为由，悍然向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动了进攻！日本人的算盘可能是：一是在上海这个国际视窗搞点动静，转移一下国际社会对它侵占东北的注意力；二是想给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在东北问题上让步；三是也想试试中国军队的斤两，看看能不能在关内也像在东北那样轻松得手。
结果呢？日本人这次失算了！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后来张治中的第五军也加入战斗），虽然装备不如日军，但打得极其英勇顽强！ 双方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浴血奋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就是着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虽然最后，由于实力差距和国际调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市区），中国在军事上吃了亏，但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让日本人意识到，想轻易拿下中国本部，没那么容易！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海这边打得热火朝天，国际社会对东北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关注度，确实也被成功地分散了一部分。
在上海碰了点钉子，但并未阻止日本继续蚕食中国的脚步。关东军很快就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与东北接壤的热河省。
1933年初，关东军借口“满洲国国境不明”以及“维护治安”，悍然出兵进攻热河。当时驻守热河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汤玉麟等地方军阀部队）军纪涣散，几乎一触即溃。日军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整个热河省，并将其并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
占了热河还不够，日军继续向南推进，兵锋直指长城沿线各口，企图进一步威逼华北。于是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中日军队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这场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但不少部队（比如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傅作义的部队等）表现得相当英勇。特别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等地与日军展开肉搏，一度让日寇闻风丧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也由此传遍中华大地。
然而，终究因为武器装备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中国军队难以抵挡日军的持续进攻。最终，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在“安内剿共”）被迫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军队都从长城一线后撤，划定了一个西起延庆、东至山海关以东的广大区域为“非军事区”（由中国的警察而非军队维持治安）。
等于国民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的占领，并且将冀东这片紧邻平津的战略要地，也置于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中国军队被挡在了长城之外，华北的门户洞开！日本的“切香肠”战术，又一次得逞了！
《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并没有满足，它的目标是整个华北！但直接出兵占领华北，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国际干预和中国全面抵抗。于是，日本人又玩起了更阴的招数——搞“政治渗透”，策动“华北自治”。
从1935年开始，日本驻华北的特务机关和军队，开始威逼利诱华北地方的中国官员和军阀（比如宋哲元、殷汝耕等人），要求他们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成立所谓的“华北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日本的压力和操纵下，一些汉奸（如殷汝耕）还真的在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的算盘是，通过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逐步将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都纳入其控制之下。
就在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甚嚣尘上的时候，1936年，日本又唆使由它扶植的伪蒙军（由内蒙古的德王领导）和伪满洲国军队，向西进攻绥远省，企图将内蒙古也从中国分裂出去。
1936年11月，驻守绥远的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鼓舞下，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在百灵庙等地，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溃了日伪军的进攻！ 这就是着名的“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的胜利，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在当时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仍然偏软弱的背景下，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回顾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前的这六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它就像一个贪婪的“小个子”饿狼，用典型的“切香肠”战术，一点点地蚕食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虽然中间也遇到了一些抵抗（比如一二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但总的来说，日本的侵略目标在步步推进，中国的危机在步步加深。
绥远抗战的胜利，虽然暂时打击了日军的气焰，但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部（特别是驻扎在华北的所谓“中国驻屯军”）的强硬派。他们觉得，光靠政治渗透、扶植汉奸、搞“自治”这些“软”手段，效率太低，而且还会遭到抵抗，夜长梦多。
要想彻底搞定华北，让它乖乖地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再听南京的话，看来还是得“来硬的”！
于是在1936年底到1937年初，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统制派掌握实权后）内部，一种新的策略思路逐渐形成：必须找个机会，在华北地区发动一场规模适度、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打击，一举打垮仍在抵抗的中国主力部队（特别是宋哲元领导的、驻守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把中国彻底打疼、打怕！
他们的核心目标可能并非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需要更大规模的动员和准备，东京高层未必都同意），而是希望通过这场有限的、高强度的“惩戒性”战役，彻底摧毁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迫使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彻底接受日本对华北的“特殊地位”和“自治”安排。说白了，就是“打到你服为止，逼你签城下之盟”！
这种“以战逼和”、“打一仗解决华北问题”的想法，在日本军方内部（特别是前线那些急于“建功立业”的军官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就像一群已经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断地在中国军队的底线边缘疯狂试探、挑衅，积极地寻找着那个可以点燃战火、让他们“合理”动手的借口。
他们相信，只要在华北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就能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样，再次迫使中国屈服。至于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他们可能过于迷信自己的武力。
但是这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国运并一直影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