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的目光落在李明身上，他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这个案子的困惑与不平。
他点了点头，跟着李明走进了律师咨询室。
咨询室内，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带着些许愁苦与倔强的老人正襟危坐。
他身旁放着一根盲杖，双手不安地交叠在膝上。
老人姓姚，叫姚志军。
李明简单介绍了一下，张伟很快便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姚大爷，四级视力残疾，在江城生活了大半辈子。
那天，他如往常一样，拄着盲杖，走在专为盲人铺设的盲道上。
前方一个中年男人，原本同向行走。
可就在姚大爷靠近时，那男人毫无征兆地，突然一个急转身，打算往回走。
姚大爷根本来不及反应。
两人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
结果，那个转身的男人摔倒在地，造成了桡骨远端骨折。
男人将姚大爷告上了法庭。
一审法院的判决，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法院认为，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人士，在公共道路上行走时，未能尽到与前方行人保持安全距离的义务。
因此，判处姚大爷承担70%的责任。
赔偿对方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两万六千余元。
张伟听完，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这判决，确实透着一股子荒唐劲儿。
他看向姚大爷，老人的脸上写满了委屈与不甘。
张伟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关于视力残疾分级的相关法律知识。
视力残疾，通常分为四级。
一级，是最严重的，属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无光感。
二级，也属于重度视力残疾，可能仅存光感，或者仅能感知到眼前晃动的手指，视野半径小于5度。这样的人，在法律上通常会被直接认定为盲人。
三级，属于中度视力残疾，最佳矫正视力可能在0.05到0.1之间，视野半径小于10度。他们能模糊地感知物体的轮廓，但辨识细节极为困难。
而姚大爷的四级视力残疾，是分级中最轻的一档。
最佳矫正视力可能在0.1到0.3之间，或者视野半径小于20度。
这意味着，姚大爷并非完全看不见。
他或许能勉强分辨出道路的大致走向，能感知到前方有模糊的人影或障碍物，就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世界。
但要说清晰视物，或者在复杂环境下快速反应，那是绝无可能的。
关键点在于，法律上，通常只有二级及以上的视力残疾人士，才会被严格意义上认定为“盲人”，从而在某些注意义务上有所豁免。
而四级视力残疾，虽然生活诸多不便，但在法律层面，行路时依旧被认为需要承担一定的观察义务。
这规定，在实际情况中，对于许多四级视残者而言，几乎是苛求。
但法律条文，就是这么冰冷而刻板地存在着。
张伟内心也不禁叹了口气。
他不是立法者，改变不了这操蛋的规定。
他能做的，只有在现有框架下，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张伟声音温和，尽量安抚道：“姚大爷，您先别激动。您这个情况，我们详细了解了。”
姚大爷情绪有些激动起来，布满皱纹的脸上涨起一层红色。
“张律师！我真的是冤枉啊！”
“我一个眼睛不好的人，规规矩矩走在盲道上！”
“是他突然转身撞过来的！我哪儿看得清？我哪儿躲得开？”
“凭什么要我赔钱？还要我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老人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
张伟看着姚大爷激动得通红的脸庞，内心充满了无奈。
是啊，从朴素的情感和道义上讲，姚大爷的话句句在理。
一个视力有障碍的老人，走在专门为他们铺设的盲道上，却被一个正常行走的、突然转向的人撞伤，反倒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觉得憋屈。
但是，法律的逻辑，往往和普通人的情感认知存在偏差。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在脑海中对这个案件进行解构。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这就是法律上的“过失相抵”原则。
这个原则的构成要素有三点。
第一，双过错并存性。
这意味着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也就是那个突然转身的行人和姚大爷，都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
行人突然转身，未尽到对盲道使用者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
而姚大爷作为四级视残者，在法律上仍负有部分观察义务，他未能及时避让，也可能被认为未尽到保持安全距离的注意义务。
第二，原因力交织性。
双方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行人的突然转身，是直接诱因。
姚大爷作为四级盲残，未达到认定盲人标准，需要承担观察义务。
在此情况下，姚大爷未能有效避让，也是导致碰撞发生的因素之一。
两者相互作用，才造成了行人摔倒受伤的结果。
第三，责任可量化性。
法庭可以根据双方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以及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进行责任的划分。
一审法院判决姚大爷承担70%的责任，正是基于对这些过错因素的量化评估。
虽然在情理上让人难以接受，但在法理层面，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谁让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冰冷，且不近人情。
张伟沉吟片刻。
如果硬要打这个二审，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
突破口，就在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二十二条！
该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无障碍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
盲道，正是为保障视力残疾人安全、便捷出行而设置的无障碍设施。
它承载的，是视力残疾者能够安心通行的法律保障。
那个正常行走的男人，在盲道上突然急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擅自改变盲道用途”的行为。
他将原本专属于盲人安全通行的道路，变成了自己可以随意转向、不顾后果的“普通路段”。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盲道的使用规则，更直接增加了姚大爷这种视力残疾人士的通行风险。
可以大胆主张，正是对方这种改变盲道使用用途的过错行为，才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他的过错，远大于姚大爷在视力受限情况下，未能“及时避让”的所谓过错。
张伟脑中飞速盘算着。
但是，他也清楚，这种案件，法理的天平往往会不自觉地向“结果更严重”的一方，也就是受伤的一方倾斜。
虽然在常理认知中，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者，无疑是弱势群体。
可是在法庭上，那个摔倒受伤，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和各项费用单据的行人，在法官眼中，可能就成了需要“优先保护”的受害者。
打二审，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彻底翻案，判姚大爷无责。
从法理上看，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并非天方夜谭。
但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更大概率的结果，是二审法院对责任比例进行重新划分。
比如，将姚大爷的主责，改为次责，甚至同等责任。
这样一来，赔偿金额确实能减少一部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个案子的总赔偿金额是两万六千元。
即便责任比例大幅降低，比如从70%降到30%，姚大爷也还需要支付近一万两千元。
少赔的这一万多块，能覆盖律师费吗？
还有姚大爷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呢？
这笔账算下来，对姚大爷而言，未必划算。
张伟的眉头，锁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