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专题会上，陆云看着两部门初步整理的数据，眉头微微皱起：“全国农村留守老人平均年龄62岁，每户平均耕种面积不足5亩，而撂荒耕地中，有70%是因为‘没人种、种不动’。这个数据触目惊心啊。”
他指着报表里的一个案例：“你们看这个——南方某村，有80亩耕地，村里留守老人只有12位，最多的一位老人种了3亩地，剩下的50多亩全荒了，草都长到半人高。要是这些地都能种上庄稼，能多产多少粮食？”
农业农村部的周明部长接过话：“我们分析过，撂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留守老人体力跟不上，二是年轻人嫌种地收益低不愿回村，三是部分耕地零散，机械化操作不方便。尤其是山区，地块小，连收割机都开不进去，老人更没法种。”
民政部的分管领导也补充：“我们排查发现，很多留守老人不仅种不动地，连基本的田间管理都难——去年南方雨季，有个村的老人因为没法及时排水，两亩水稻全淹了，之后就干脆不种了。”
陆云听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所以这次调查，不能只统计数字。农业农村部要联合地方，搞清楚每块撂荒地的位置、面积、适合种什么；民政部要摸清留守老人的实际耕种能力，看看哪些人需要帮扶，哪些地确实没人种。”
他顿了顿，又说：“还要查另一件事——村里的年轻人。有没有在外打工想回来的？回来后缺什么？是缺启动资金，还是缺种植技术？或者是担心种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这些都要问清楚，为后续政策出台做准备。”
会议结束后，六支调查组立刻出发。去东北的调查组刚到某产粮村，就看到村口的地里长着半人高的杂草。一位留守老人坐在田埂上，手里攥着锄头，却没力气下地：“儿子在城里开饭馆，三年没回来了，这10亩地，我就种了2亩，剩下的荒了两年，看着心疼啊。”
去南方丘陵地区的调查组遇到了另一种情况：某村的耕地零散分布在山坡上，一位老人种着3亩地，每天要爬两小时山路去浇水，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后，就再也没种过。“不是不想种，是爬不动山了。”老人叹着气说。
西北旱塬区的调查组则发现，有些村虽然解决了水问题，但年轻人还是不愿回村。“种地一年挣的钱，还不如在城里打三个月工。”一位年轻村民说，“要是能有稳定的收益，谁不想回家陪老人？”
半个月后，调查组的初步报告送到了陆云桌上。报告里附了很多照片：荒草丛生的耕地、老人布满老茧的手、年轻人犹豫的眼神，还有村民们写下的“希望有人帮着种地”“想回家却没门路”的字条。
陆云看着报告，心里沉甸甸的。他立刻召集农业农村部、民政部、财政部的负责人开会，把报告里的典型案例一一念给大家听：“东北的10亩荒地、南方的山坡地、西北的旱塬田，这些地不是不能种，是没人种、种不好。我们要出台的政策，就得解决这两个问题。”
周明部长说：“我们初步想了两个办法：一是推广‘土地托管’，让村里的合作社把零散的耕地集中起来，统一耕种、统一管理，老人只需要拿分红；二是针对想回村的年轻人，搞种植技术培训，还提供小额贷款，帮他们起步。”
民政部的分管领导补充：“我们可以在村里建‘助农服务站’，帮留守老人联系托管合作社，还能组织志愿者帮老人做些田间轻活，比如播种、施肥。”
财政部的陈凯部长则表示：“土地托管的补贴、年轻人的贷款贴息，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我们可以从农业专项基金里划拨一部分，先在试点村推开，效果好再全国推广。”
陆云点点头，在报告上写下“三个明确”：“明确托管合作社的资质标准，防止坑害农户；明确年轻人创业的扶持政策，让他们有盼头；明确助农服务站的职责，别让服务流于形式。”
他抬头看向众人：“调查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农业农村部下周内拿出土地托管的具体方案，民政部制定助农服务站的建设标准，财政部测算资金需求。一个月后，我们再开推进会，定下来试点村，争取春耕前让部分撂荒地重新种上庄稼。”
散会后，陆云又拿起那袋麦种。他想起石头村的老农说“井水有了，就盼着能多种点地”，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更多的撂荒地变成良田，让留守老人不用再为种地发愁，让想回村的年轻人有门路、有奔头——这不仅是为了粮食，更是为了农村的生机，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
当天傍晚，秘书传来消息：农业农村部已经联系了全国几十家优秀的农业合作社，准备借鉴他们的托管经验；民政部正在制定助农服务站的人员配备标准；财政部也开始测算资金需求。陆云听了，脸上露出一丝欣慰：解决民生问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但只要一步步扎实走，就一定能看到希望。
陆云把土地撂荒与劳动力调查报告反复翻了三遍，指尖在“汉东省某市民留守老人占比45%，撂荒耕地1.2万亩”的标注上停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暗，他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汉东省的位置——这个省经济基础扎实，农户接受新政策的意愿也强，或许能成为土地改革的突破口。
“秘书，把汉东省近三年的农业经济数据、耕地分布情况都调过来，再联系汉东省农业农村厅，让他们报一下几个试点市的初步情况。”陆云的声音里带着深思后的笃定，“我想以汉东为试点，写一份土地集约管理的报告，明天给中央办公厅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