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的轰然倒塌，如同一场席卷朝野的飓风，短暂地涤荡了所有公开的杂音。军中骄横之气为之一肃，勋贵集团噤若寒蝉，再无人敢轻易挑战新帝的权威，更无人敢直面吴铭那套令人窒息的经济“体系”。秦王府门前，仿佛连车马都多了几分谨慎，带着敬畏绕行。
然而，吴铭心中的警兆却并未因此消散，反而愈发强烈。他清晰地感觉到，那来自皇宫深处的目光，审视的意味越来越浓。新帝朱标（明惠帝）对他依旧礼遇有加，咨询国事，依赖他的能力维持着帝国的运转，但在那温和的表象之下，一种刻意维持的距离感，正在悄然滋生。
朱标不再是那个可以毫无保留分享改革蓝图的太子，他已是皇帝，一个需要平衡朝局、防范任何可能威胁的帝王。吴铭的功劳太大，权势太盛，手段太奇，已然成了一柄过于锋利、甚至可能伤及执剑者自身的双刃剑。
这种微妙的变化，很快便在人事安排上显现端倪。
朱标并未如一些人所猜测的那样，趁机削弱吴铭的权柄，反而在几次朝会上，更加明确地支持“新政”的推广，肯定吴铭的功绩。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大力提拔一批以 “方正古朴”、“精通经义” 着称的儒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被誉为“天下读书人种子”、以道德文章闻名海内的方孝孺（历史人物）。
方孝孺被征召入京，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又晋升为帝师，负责为皇帝和皇室子弟讲授经史。此举，无疑向天下士林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帝在重用能臣干吏的同时，也将重新高举儒家道统的大旗，倡导仁义，回归“王道”。
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可视为新帝稳固统治、争取士林支持的必要举措。但吴铭却从中嗅到了非同寻常的危险气息。方孝孺并非那些只知道空谈道德、不通实务的腐儒，他学问渊博，气节刚直，在士林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号召力。更重要的是，他及其所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与吴铭那套强调“实效”、“利益”、“变革”的新政理念，在根本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方孝孺入京后，并未立刻对吴铭发难，反而表现得颇为谦逊低调，甚至在公开场合还称赞过吴铭在江南“活民无数”的功绩。但他讲授经义时，开始频繁引用《春秋》大义，强调“华夷之辨”、“义利之辨”，隐隐将北方战事、乃至朝廷与周边势力的关系，都纳入“王道”与“霸道”的框架中进行评析。其门生故旧，也开始在士林中宣扬“为政以德”、“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虽未指名道姓，但其批判的锋芒，隐隐指向了吴铭新政中注重效率、鼓励商业、承认利益驱动的核心逻辑。
这是一种更高明、也更致命的攻击。它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政策得失或个人品行，而是直接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上，否定吴铭改革路线的“合法性”！
“王爷，方孝孺门下的弟子，近日在国子监和各地书院讲学，言论愈发尖锐。”蒋瓛忧心忡忡地汇报，“他们宣称，朝廷若一味追求‘富国强兵’，重利轻义，便是舍本逐末，必将导致人心不古，礼崩乐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许多年轻士子受其影响，对新政颇有微词。”
吴铭面无表情地听着，手中把玩着一枚精致的铜钱——这是“皇家银行”发行的新式铜元，制作精良，信誉卓着，已是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之一。他知道，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方孝孺和他的儒家正统，就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推到前台来的最强大的“王牌”。
“他们这是要挖我们的根啊。”吴铭轻声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毁人理念，便是绝人子孙。这一招，比蓝玉的刀剑，狠辣十倍。”
果然，不久之后，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借着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骤然爆发。
事情的起因，是北疆某个刚推行“供销社”和“军屯新政”的卫所，发生了一起士兵殴伤胥吏的事件。起因是胥吏在丈量军屯土地、登记造册时，与部分习惯了旧有粗放管理的士兵发生了冲突。这本是改革推进中难免的阵痛和摩擦，若在以往，地方官员便能处理。
但这一次，事情却被迅速放大，捅到了朝廷。都察院几位与方孝孺关系密切的御史，联名上奏，弹劾该地官员“推行新政过急，苛待士卒，以致激起兵变”，并将此事上升到了“新政败坏军民关系，动摇国本”的高度。更在奏章中引经据典，痛心疾首地指出，正是因为朝廷近年来“重商贾而轻农耕，讲利害而忘仁义”，才导致了下层军官和士兵道德沦丧，目无法纪！
奏章一出，立刻在朝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文官集团中那些本就对新政不满、或思想保守的官员，如同找到了宣泄口，纷纷附和，要求严惩地方官员，并“深刻反思”新政弊端。甚至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觉得御史所言，似乎不无道理。
新帝朱标面对这汹涌的舆论，再次陷入了两难。他深知新政的好处，但也无法忽视儒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和“动摇国本”这顶大帽子。
吴铭知道，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这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方孝孺及其背后势力，对他发起的全面总攻！若此次被压制，不仅新政将寸步难行，他本人也将被钉在“祸国殃民”的耻辱柱上！
在又一次气氛凝重的朝会上，面对群情汹汹的攻讦，吴铭再次站了出来。他没有急于反驳那起士兵殴吏事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端坐在御阶之侧、一直沉默不语的帝师方孝孺。
“方先生，”吴铭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诸位同僚皆言新政‘重利轻义’，败坏人心。吴铭才疏学浅，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方孝孺身上。方孝孺微微颔首，神情肃穆：“秦王请讲。”
“敢问先生，”吴铭缓缓道，“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辍，固然令人敬佩。然，若当时有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能让孔子与其弟子免于饥馑，能活陈蔡无数饥民，孔子是会选择继续饿着肚子弹琴，还是会选择先让众人吃饱饭，再论仁义？”
此言一出，满殿皆寂！这是一个极其刁钻，却又直指核心的问题！
方孝孺眉头微蹙，沉吟片刻，谨慎答道：“圣人之心，在于教化。仓廪实而知礼节，固然不错，然若只求仓廪实而忘却礼节，则与禽兽何异？义利之辨，不可不察。”
“先生所言极是。”吴铭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锐利，“然，吴铭在江南，所见并非‘只求仓廪实’，而是‘仓廪实后，方有力气学习礼节’！无数贫苦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彼时与他们空谈仁义道德，何异于空中楼阁？唯有让他们先吃饱穿暖，有了余力，方能谈教化，知廉耻！”
他踏前一步，目光扫过那些攻击他的官员，声音提高：“诸位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可曾想过，北疆将士若无充足粮饷，如何保家卫国？边境百姓若无高产作物，如何抵御严寒饥饿？朝廷国库若无稳定收入，如何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这些，难道不是最大的‘仁政’？最大的‘义举’？！”
“至于那起士兵殴吏事件，”吴铭将矛头指向具体案例，“据本王所知，乃是胥吏执行新政时，方法简单粗暴，且有勒索之嫌，方才激化矛盾！此事，当惩处不法胥吏，安抚受屈士兵，完善新政执行细则，而非因噎废食，借此全盘否定能让天下更多人受益的国策！”
他再次将问题从虚无的道德争论，拉回到了具体的现实利弊和执行层面。
方孝孺闻言，脸色微沉，正欲开口反驳。
吴铭却不给他机会，继续抛出重磅炸弹，直接对方孝孺的理念发起挑战：
“方先生崇尚《周礼》，主张恢复井田古制。敢问先生，若真按《周礼》行事，百官俸禄、朝廷开支从何而来？莫非要让天下官员都去做那‘采菊东篱下’的隐士，靠着微薄禄米和道德文章来治理这万里江山、亿万生民吗？！”
“先生主张‘华夷之辨’，强调王道感化。然，北元铁骑寇边之时，屠戮我大明子民，可能用仁义道德将其感化退兵？若非徐达、蓝玉等将士浴血奋战，用先生所鄙夷的‘霸道’将其击退，今日这金陵城下，安有我等在此辩论之机？！”
他言辞如刀，句句诛心，直接将儒家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矛盾，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这……”方孝孺一时语塞，他学问精深，善于阐发微言大义，但对于这些具体而残酷的现实问题，却难以给出立刻让人信服的回答。他脸色涨红，胸膛起伏，显然被吴铭这番“离经叛道”的言论所激怒。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吴铭这大胆到近乎“亵渎”圣贤的言论惊呆了。
吴铭却毫无惧色，他面向朱标，深深一揖：“陛下！臣并非否定圣贤之道，更非轻视教化之功。然，治国如烹小鲜，需因时制宜，实事求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若一味拘泥古制，罔顾现实，则非但不能致君尧舜，反而可能将国家带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请陛下明察！”
他将最终的决定权，再次交还给了皇帝。
朱标端坐龙椅，看着殿下慷慨陈词的吴铭，又看了看面色铁青、一时难以反驳的方孝孺，眼中光芒剧烈闪烁。他需要儒家的旗帜来笼络人心，稳定统治；但他也同样需要吴铭的才干和体系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强盛。
良久，朱标缓缓开口，做出了裁决：
“秦王所言，虽言辞激切，然亦有其理。治国之道，确需兼顾义利，不可偏废。”
“北疆士兵殴吏一事，着刑部、兵部联合会审，查明原委，依法处置，不得牵连新政本身。”
“方先生道德文章，天下楷模，当为朕及百官表率。然，经世致用，亦不可轻忽。”
“今后朝议，当以国事为重，务求实效，空言浮论，可以休矣。”
这番裁决，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巧妙地平衡了双方。既维护了方孝孺和儒家的体面，又没有否定吴铭和新政的价值，更隐隐表达了对空谈的不满。
吴铭知道，这一回合，他勉强顶住了。但他也明白，与方孝孺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正统的冲突，才刚刚开始。这不仅仅是权力之争，更是道路之争，理念之争！
方孝孺深深看了吴铭一眼，那眼神中，没有了之前的温和，只剩下冰冷的决然和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疏离。
退朝之后，吴铭走出奉天殿，阳光刺眼。他知道，自己今日的言论，已然彻底得罪了天下大部分的读书人。未来的路，必将更加艰难。
“帝师出手，果然非同凡响。”他低声自语，嘴角却勾起一抹倔强的弧度，“但本王的道理，源自另一个世界的实践与智慧，岂是几句道德文章便能驳倒？”
“儒家之劫？或许吧。但这也是大明，必须经历的蜕变之痛！”
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向前走去。前方的斗争，将更加复杂，更加凶险，但他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