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声纳与补偿场”的概念，如同在黑暗的迷宫中发现了一扇新的门。伊莎贝尔团队几乎是不眠不休地投入到了新方案的可行性验证中。初步的数学模拟显示，理论上是可行的——通过低功率探测场快速扫描空间结构，建立实时物理模型，预判能量聚集点，并施加反向补偿场进行中和。
然而，理论到实践的距离，布满荆棘。
“探测场的精度和速度需要达到一个极其苛刻的平衡。”伊莎贝尔指着屏幕上不断迭代的模拟结果，声音沙哑，“精度不够，模型失真，补偿场可能无效甚至加剧驻波；速度不够，无法跟上人员走动、门窗开关带来的环境实时变化。这对探测器和实时处理算力的要求，比我们最初设想的‘低成本’目标，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他们仿佛陷入了一个循环：为了解决能量耗散问题，需要引入更复杂的系统和更高的成本，而这与“萤火”颠覆中端市场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们必须做减法，找到最关键的那个‘杠杆点’。”林微光在又一次陷入僵局的讨论中强调，“也许我们不需要对空间进行毫米级精度的全局建模。能否只识别出那几个最可能产生致命驻波的‘关键反射体’——比如最大的金属柜、承重墙直角、大面积玻璃幕墙？针对这些固定或半固定的关键点，进行重点监测和补偿，忽略那些细微的、影响不大的变化？”
这个思路将问题从“全面建模”简化为了“关键点狙击”，大大降低了技术实现的难度和成本。团队再次调整方向，开始设计“关键反射体快速识别与定点补偿”算法。
就在地下实验室与物理规律进行着艰苦的拉锯战时，地面上，针对欧洲标准协会（ESA）标准草案的评议之战，也已全面展开。
顾知行领导的评议小组，在陆氏集团欧洲团队的支援下，准备了一份超过两百页的评议报告，附带了大量来自“北极光”项目和“星链”成功案例的脱敏数据。报告的核心论点是：标准应关注最终的用户效能和能效表现，而非限定具体的技术路径，以鼓励真正的创新。
david则负责外围的舆论造势，他联络了几家欧洲本土关注科技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知名智库与研究机构，由他们出面，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技术中立性原则”与“建筑环境创新”的文章，在学术和舆论层面为“普罗米修斯”的观点提供声援。
然而，苏氏的反击同样迅速而有力。
ESA评议会议的第一次非正式沟通会上，苏氏的代表，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辞犀利的德国高管，直接对“普罗米修斯”的技术发起了攻击。
“主动干预型场域技术，其长期健康影响缺乏足够、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数据支持。”他语气严肃，引用了几份偏向保守的医学期刊评论，“将员工置于一种人为制造的、持续的能量场中，这是否符合欧盟严格的劳工保护法规和‘预防性原则’？我们认为，在安全性得到彻底证实前，应对此类技术的应用范围施加严格限制，而非将其纳入鼓励性标准。”
他巧妙地将技术争论引向了更具煽动性的“健康风险”和“伦理争议”领域，这正是“场协同”技术最容易引发公众疑虑的软肋。
同时，苏氏通过其影响力，在几家主流财经媒体上释放消息，暗示“普罗米修斯”正因其“激进而未经充分验证”的技术，面临欧洲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试图影响潜在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的判断。
“他们在混淆视听，将水搅浑。”顾知行在越洋视频会议中，眉头紧锁，“我们的技术安全性有‘北极光’的长期数据支撑，但公众和部分委员更容易被‘潜在风险’这类情绪化词汇所影响。”
林微光看着会议纪要，感受到了来自标准战场的另一种压力。这不再是纯粹的技术或商业竞争，而是涉及公共关系、法律法规、甚至地缘政治因素的复杂博弈。
“我们不能只被动解释。”林微光思考片刻后，对顾知行说，“我们需要主动设置议程。寻找一位在欧洲乃至全球在环境医学或神经科学领域具有崇高威望的学者，邀请他牵头，组建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对‘场协同’技术的健康与安全性进行系统性评估。评估过程必须完全公开、透明。我们要用最权威的声音，来粉碎他们的谣言。”
这是一个大胆且代价高昂的计划，但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林微光补充道，“收集所有公开资料中，关于‘生命茧房’所用材料可能存在的挥发性有机物（Voc）排放数据，以及其高强度模拟光照可能带来的潜在视觉疲劳问题。既然他们攻击我们的‘未知风险’，我们也要质疑他们的‘已知隐患’。”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商业竞争中的舆论战，从来不只是防守。
就在林微光全力应对地上地下的双重挑战时，加密通讯器收到了周景明的紧急通讯请求。
“林小姐，‘萤火’实验室外围，再次捕捉到那个侦察信号。”周景明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而且，信号强度和分析模式显示，对方似乎在尝试……进行某种‘主动激发’。”
“主动激发？”林微光心头一凛。
“是的。他们不再只是被动采集指纹，而是在向实验室方向发射一种经过特殊调制的、极低强度的能量脉冲，似乎是想试探我们的场域是否会因此产生特定的、更易于识别的共振响应。”周景明解释道，“这就像在用不同的音叉去敲击一个物体，通过听它的回声来判断其材质和结构。”
对方的侦察手段升级了！从窃听，变成了主动的“敲门”！
这意味着苏氏已经不满足于采集表面的技术指纹，他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探测“萤火”技术的核心共振特性，这很可能与他们在能量驻波领域也遇到瓶颈有关，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寻找技术灵感或确认技术路径。
“反制措施效果如何？”林微光立刻问。
“我们加装的随机噪声涂层和可变参数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他们的激发和采集，对方得到的信号非常混乱。”周景明回答，“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对方持续提高激发功率或变换编码方式，很难保证我们的‘防火墙’始终有效。”
林微光感到一阵寒意。对手像一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不仅窥视，还开始吐信试探。
她立刻将情况通报给地下实验室的伊莎贝尔，要求他们加强监测，并评估这种外部激发是否会对他们正在攻关的“关键点补偿”系统造成干扰。
“另外，”林微光对周景明说，“尝试分析他们激发信号的模式，看看能否反向推导出他们感兴趣的技术方向，或者……他们自身可能遇到的技术难点。”
既然无法完全阻止，那就把对方的每一次试探，都变成一次情报收集的机会。
结束通讯，林微光靠在椅背上，感到一阵深切的疲惫。技术难题、标准博弈、商业暗战、技术侦察……四条战线同时承受着压力，任何一处的崩溃，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她走到办公室的迷你吧台，为自己倒了一小杯纯净水，没有加冰。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稍微驱散了一些疲惫。
她看着玻璃杯中晃动的透明液体，仿佛看到了自己此刻的处境——看似平静，实则内里充满了各种力量的碰撞与激荡。
不能倒下。
她对自己说。
无论是能量驻波的物理壁垒，还是标准制定的规则高墙，抑或是来自暗处的窥探与激发，她都必须一一闯过。
她放下水杯，目光重新变得坚定。
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她必须下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