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室定策，蓝图初绘。杜远深知，此“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之国策，绝非纸上谈兵。
其关乎大唐未来数百年之国运根基，必须争分夺秒，以雷霆之势推行。
他未有片刻停歇，立刻展现出令人咋舌的高效执行力，双管齐下，同时启动了最为关键的物质基础与舆论导向两大工程。
首先，他唤来心腹亲随，命其持自己手令，火速前往杜家村，将如今已能独当一面、负责整个印刷工坊运营的杜子鄂，即刻召至长安。
如今的杜子鄂，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涩与懵懂，在杜远数年来的悉心培养与庞大资源的倾注下，他不仅精通雕版、活字、油墨、纸张等全套印刷技艺，更将那座规模日益扩大的工坊管理得井井有条，效率惊人。
在杜府那间堆满书籍舆图的书房内，杜远屏退左右，对匆匆赶来的杜子鄂面授机宜，神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与急迫：
“子鄂，现有一项关乎国家千秋根基、比盐铁书籍更为根本的重任，需交予你手，不容有失！”
他指着书案上几册早已准备好的、以金谷学堂现行教材为蓝本、并已精心标注了拼音符号的样书——包括《三字拼音蒙求》、《标准千字文》、校订精良的《论语》、《孟子》选读，乃至《格物图说》、《九章启蒙》等基础学科读本。
“你需立刻返回杜家村，动员工坊所有能工巧匠，暂停一切非紧要活计，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开足马力，日夜轮班赶工，就以这些为模板，全力刊印这套标准教材！
初始目标，不仅要满足京畿之地首批试点学堂及师资讲习所的迫切需求，更要未雨绸缪，为后续推广至全国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做好充足的海量储备！”
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墙上悬挂的那幅巨大大唐疆域舆图上，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过洛阳、扬州、益州（成都）、荆州、广州等水陆要冲、人口稠密之地：
“然而，仅凭杜家村一隅之地，产能终究有限，运输成本亦高。
你需尽快拟定详细章程，从现有工匠中挑选最可靠、技术最精湛的骨干，组成数支精干队伍，携带核心雕版、活字字模以及全套印刷技术规程，分赴这几处主要州府，依托当地资源，迅速设立分坊！
朝廷诏令随后即下，各地官府必须予以配合支持。务必要让这套承载着国策的教材，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廉的成本，如同血液般，输送到大唐疆域的每一个角落！
与此配套的纸张采购、油墨制备、仓储物流，也需一并规划，确保供应源源不断，绝不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杜子鄂感受到杜远话语中那沉甸甸的分量与时间上的极度紧迫，他深知此事已超越商业范畴，直系国本，胸膛中顿时涌起一股混合着紧张与豪情的热流。
他挺直了尚显单薄却已足够坚实的腰板，目光炯炯，斩钉截铁地应道：
“阿兄放心！子鄂明白其中利害！工坊便是豁出命去，也绝不敢耽误朝廷大事！我这就连夜返回，亲自督工！
就算工匠们三班轮转，我杜子鄂也盯着，保证如期、足量、质优地将所有教材印制出来，绝不让阿兄和朝廷失望！”
送走肩负重任、步履匆匆的杜子鄂，杜远甚至没有坐下歇息片刻，立刻又传令召来了掌控着《长安报》这艘舆论巨舰的杜子腾。
“子腾，舆论战场，必须先行！此事能否顺利推行，民间理解与支持至关重要。”
杜远神色严肃，开门见山，“下一期，不，从下一期开始，连续数期《长安报》，头版头条，版面给我留足，集中全部火力，全力宣传‘书同文、语同音、度量衡一统’之国策！
文章要深入浅出，要把推行此事对朝廷政令畅通、对百姓日常生活、对天下文教兴盛、对大唐江山永固的巨大好处，讲清楚，说明白！
要重点突出朝廷将推行标准教材与‘拼音’这套利器，以及即将对天下塾师、儒生进行统一培训与严格资格考核之事。
尤其要将‘能者上，庸者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原则，明确告知天下读书人！
要让他们看到，这是朝廷为广开教化之门、为所有真才实学者提供的崭新机遇与晋身之阶！
也要让千家万户的百姓知晓，朝廷此举，是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更容易地读书识字，明理成才！”
杜子腾作为杜家村出来的核心成员，对杜远的战略意图心领神会，闻言顿时兴奋地搓着手，眼中闪烁着发现重大新闻时才有的光芒：
“阿兄，您就瞧好吧！这可是功在千秋、泽被万民的天大好事！我这就回报社，亲自组织社里最顶尖的笔杆子，成立专题小组！
一定用最通俗易懂、最打动人心的文字，把这‘书同文’的国策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全大唐从上到下，从士林到市井，都理解、都支持！保证让这舆论之火，烧得旺旺的！”
就在杜子腾返回报社，紧锣密鼓地调派精干人员，策划版面、撰写雄文的同时，由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宰相亲自主导执笔，长孙无忌、魏征参与严密审定。
并充分吸纳了杜远所提供的核心思路与具体细则的《大唐钦定教化统一章程》诏令草案，也在政事堂内以极高的效率迅速成型、完善。
这份凝聚了帝国最高决策层共识的诏书，很快便被呈递至御前，并毫无意外地得到了李世民那力透纸背、象征着最高意志的御笔朱批。
几乎未作任何延迟，这道加盖了皇帝玉玺和中书门下大印的煌煌诏令，便以最高等级的驿传速度，通过四通八达的官道驿站系统，明发天下各道、州、府、县！
诏书所至，各级官府必须即刻誊抄张榜，晓谕官民。
这道诏书，开篇即以恢宏的笔触，深刻阐述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于大唐帝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令一统、文化融合、经济繁荣，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与历史必然性。
将其正式确立为不容动摇的基本国策。随后，诏书以极其详尽的条文，公布了具体实施步骤与要求：
其一，宣布于尚书省下，特设“教化总署”，专司全国教化统一事宜，由德高望重的中书令房玄龄兼任首任总管。
金谷县公杜远担任副职，具体负责推行实务，赋予其调动资源、制定细则、考核地方之权。
其二，宣布将举全国博学鸿儒之力，编纂并颁行《大唐钦定蒙学典》、《大唐钦定经史基础》、《标准韵书（内含拼音注音法则）》等一系列标准教材。
作为今后天下官学、乃至鼓励私塾采用的唯一根本依据，旧有杂乱教材将逐步淘汰。
其三，宣布将于三个月后，首先在京畿长安、洛阳、并州（太原）、扬州、益州（成都）、荆州、广州等七处重要枢纽，首轮开设“师资讲习所”。
面向天下所有现有塾师及有志于教化事业的儒生，进行为期数月的统一培训，核心内容即为新教材的解读与“拼音”新法的掌握运用。
培训结束后，由教化总署派出专员，会同地方学官，进行严格、统一的结业考核，合格者方由朝廷颁发“官定教习”资格凭证。
凭此凭证，可在各级官学优先任职，或开办私塾时获得朝廷一定的钱粮补贴，其名下教授的学生，在参加科举时，于同等条件下亦可享有适当的录取优待。
诏书明确强调，未来所有官学教习职位，以及希望享受朝廷各项优待政策的私塾，其授业师长必须由持此官定凭证者担任，以此硬性标准，彻底贯彻“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原则！
其四，严令各道、州、府、县主官及学官，必须倾尽全力配合此项国策推行，无条件提供讲习所所需场地、物资，妥善组织、督促本地所有在籍塾师按时参训，并利用一切渠道向百姓宣传新政之利。
同时，授权地方官府，对辖区内任何敢于公然阻挠、散布谣言、诋毁新策之言行，予以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诏书末尾，以异常严厉、近乎警告的口吻写道：
“…此乃固本培元、缔造盛世之千秋大业，关乎社稷安危。各级官吏务须深切体会朝廷之良苦用心与坚定决心，克尽厥职，竭力推行，务求实效。
若有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甚或暗中阻挠、蓄意破坏者，一经查实，无论官职高低，定当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这道如同霹雳般的诏书，其内容之震撼，要求之具体，决心之坚定，无异于在看似平静的帝国湖面投入了一块万钧巨石，瞬间激起的滔天波澜，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大唐的朝野上下！
庙堂之上，支持改革者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看到了文化教育真正一统、寒门进一步崛起的曙光；
而那些思想保守、依赖旧学或与世家关系密切的官员，则暗自心惊肉跳，担忧自身的学识体系、仕途利益乃至背后势力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更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读书人，则在最初的震惊与茫然过后，开始怀着复杂的心情，仔细研读诏书每一条款，认真思考这条由朝廷强力开辟的、关乎自身前途的新出路。
紧接着，仿佛与诏书默契呼应，《长安报》精心准备的特刊，如同蓄势已久的洪流，铺天盖地地发行开来，迅速覆盖了长安的街巷，并沿着驿道流向四方。
报纸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更贴近民生的视角、更引人入胜的案例，将诏书的宏大精神与精细入微的细节，生动地传播到市井乡野，田间地头。
“拼音”、“标准教材”、“师资考核”、“能者上庸者下”、“官定教习”……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一夜之间成为了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热议的焦点。
一场自上而下、旨在重塑帝国文化教育根基、影响深远程度更甚于科举的宏大变革，就在这朝廷诏令的权威号令与民间舆论的广泛造势交织而成的交响乐中，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它沉重而辉煌的序幕。
无数人的命运轨迹，无数家庭的未来期望，乃至整个大唐帝国的文明走向，都即将因此而发生深刻而久远的改变。
杜远站在长安城权力的中心，感受着这由自己亲手推动并已开始奔腾的时代浪潮，心中清楚地知道，最复杂、最艰巨、也最考验智慧与毅力的具体推行工作，现在，才算是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