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自刚离开检察长季昌明的办公室时，后背的制服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与季昌明那番短暂却重若千钧的对话，消耗了他极大的心力。他并非不清楚自己此举意味着什么——他将亲手点燃一场足以将侯亮平乃至其背后势力卷入其中的政治风暴，同时也将自己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再无转圜余地。然而，一种扞卫原则和纪律的决绝，支撑着他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定。
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或许并不安全，也可能有各种干扰。他径直来到了省检察院大楼内部一间小型会议室，这里通常用于紧急、保密的事务讨论。他反锁了门，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笔，深吸一口气，开始伏案疾书。
他要写的，不是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而是一份措辞严谨、事实清晰、立场客观的正式报告。每一个字，他都反复斟酌，务必确保准确反映审讯室内发生的事实，不掺杂个人情绪，但又要将侯亮平行为的严重性表述得淋漓尽致。
他写道：“……侯亮平同志在长时间审讯未取得突破后，情绪出现显着波动。在未获得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刘庆祝之子涉及违法犯罪的前提下，侯亮平同志明确指向涉案人员直系亲属，以调查其留学资金来源、影响其学业前途等言辞，对刘庆祝进行施压。其原话包括：‘刘庆祝，你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办法！你儿子在国外花天酒地，那些钱是怎么出去的？合法吗？如果你拒不配合，不仅你要把牢底坐穿，你儿子也别想安心读完书！他的前途，就毁在你这个当爹的手里！’……”
“……本人作为在场党组成员，当即指出该言论严重违反最高检关于规范审讯、禁止威胁恐吓及株连家属的相关规定，要求立即中止违规行为，并建议暂停审讯。侯亮平同志情绪激动，拒绝纠正，并声称‘在这里，我是局长，我说了算！’，表现出明显的抗拒监督态度。鉴于情况失控，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本人不得不暂时离开审讯现场，并立即按组织程序向您汇报……”
郭自刚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的字迹刚劲有力，如同他此刻的决心。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递出去，就再无收回的可能。这不仅是一份汇报材料，更是一发射向己方阵营的炮弹，其破坏力难以预估。但他更清楚，如果对侯亮平这种公然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视而不见、妥协退让，那才是对检察事业、对法治精神的更大背叛。他郭自刚的脊梁，不允许他弯曲。
就在郭自刚奋笔疾书的同时，检察长季昌明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挣扎之中。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椅上，手指用力揉着发胀的太阳穴。郭自刚带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侯亮平的激进风格，终于突破了红线，而且是被对手精准地引诱、捕捉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
季昌明宦海沉浮几十年，太清楚其中的凶险了。这绝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办案违规事件。侯亮平是沙瑞金书记力主调入汉东、用来打破高育良-祁同伟阵营的“利剑”。如今这把“利剑”不仅卷了刃，还伤及自身，留下了足以致命的缺口。高育良和祁同伟那边，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他该怎么办？
压下去？和稀泥？郭自刚那个倔驴肯定不会同意，而且执法记录仪的内容是无法篡改的铁证。郭自刚既然已经捅到了他这里，就说明这件事已经无法内部消化了。如果自己强行压制，郭自刚很可能绕过他直接向更上级反映，到时候他季昌明就会落得个包庇违规、领导不力的罪名，等于把自己也搭进去。
秉公处理？那就意味着必须立刻启动调查程序，暂停侯亮平的职务。这无疑是自断臂膀，将反贪局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很可能会落到亲近高育良的吕梁手中），沙瑞金书记的全盘布局将被打乱，高育良一方气势大盛。他季昌明虽然不愿卷入争斗，但内心深处是倾向于沙瑞金代表的“正义”一方的，至少沙瑞金是想做事的。牺牲侯亮平，他于心不忍，也深知对大局不利。
拖延？以需要核实情况为由，暂时不向上汇报？这似乎是眼下最“稳妥”的办法，能争取一点时间，让沙瑞金那边有所准备。但是，高育良在政法系统经营多年，眼线众多，郭自刚能来向他汇报，难道就不会有别人第一时间向高育良通风报信？如果高育良先知道了情况，而自己这个检察长却知情不报，那失职的罪名就更重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显得无比漫长和煎熬。季昌明感觉自己仿佛站在悬崖边上，无论向哪个方向迈步，都可能坠入深渊。
最终，职业操守、自我保护以及对更大政治风险的忌惮，战胜了个人情感和派系倾向。他深知，在确凿的违规事实面前，任何试图包庇的行为都是愚蠢的，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决心，拿起了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他首先要打给的，必须是沙瑞金。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在向政法委报告前，让沙瑞金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这不是请示，而是通报，是给沙瑞金一个短暂的预警时间，这已经是他这个位置能做到的极限了。
电话接通了，听筒里传来沙瑞金沉稳的声音：“昌明同志？”
“沙书记，”季昌明的喉咙有些发干，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几分，“有非常紧急、严重的情况要向您汇报。是关于侯亮平同志的……”
……
就在季昌明与沙瑞金进行那次沉重而简短通话的同时，在省委大院另一侧庄严肃穆的办公楼内，省委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已经提前一步知晓了发生在省检察院审讯室里的一切。
向他汇报的，并非郭自刚，也不是季昌明，而是来自公安系统的另一条线——祁同伟安排在省检察院内部的，或者说，能够接触到核心信息流的某个“深喉”。
高育良接到电话时，正在书房里翻阅一本厚重的法学典籍。听完对方言简意赅的汇报后，他沉默了片刻，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混合着满意和冷厉的笑意。
“消息确凿吗？”他平静地问，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儒雅，但电话那头的人却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确凿。现场有执法记录仪，郭自刚已经向季昌明当面汇报，估计此刻季昌明正在向沙瑞金报告。”对方回答得十分肯定。
“好，我知道了。你做得很好。”高育良淡淡地称赞了一句，便挂断了电话。
他放下手中的书，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夜幕已经降临，窗外是汉东省城的万家灯火，璀璨繁华，却照不透这间书房内弥漫的深沉心机。
“亮平啊亮平……”高育良轻声自语，语气中带着一种老师对走入歧途的学生的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种猎手终于看到猎物落入陷阱的冷静，“我还是高看你了。年轻人，沉不住气，终究是难成大器。你以为有尚方宝剑，就可以不讲究方式方法，就可以为所欲为？党纪国法，不是你想逾越就能逾越的。”
他并不急于行动。他在等，等季昌明那边的正式报告。他要让一切都在程序之内进行，他要站在道理的制高点上，行使他作为政法委书记的职权。主动去打探和被动接到报告，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是他高育良，在恪尽职守，在维护法纪的尊严，而不是在搞政治斗争。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他办公桌上的那部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
高育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到平日的沉稳与严肃，然后不疾不徐地接起了电话。
“育良书记，”季昌明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明显的沉重和疲惫，“这么晚打扰您，有一起非常严重的违规办案事件，必须立即向您和政法委报告……”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偶尔发出“嗯”、“哦”这样的音节，表示他在认真听取。他的表情始终保持着凝重，仿佛第一次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等到季昌明将事情经过（与郭自刚汇报的内容基本一致）讲述完毕，高育良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痛心疾首又无比严肃的语气说道：“昌明同志，你汇报的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非常严重啊！侯亮平同志……太让我失望了！我们是执法者，是法律的守护人，如果我们自己都视纪律如无物，滥用权力，甚至威胁涉案人员家属，那我们和旧社会的酷吏有什么区别？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谈依法治国？！”
他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这件事，绝不能姑息！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这样，昌明同志，你立刻以省检察院党组的名义，形成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明天一早……不，现在就准备，尽快报到政法委来！同时，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建议你们检察院党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先暂停侯亮平同志的一切职务，特别是反贪局局长职务，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影响整个案件的公正办理！这是对事业负责，也是对侯亮平同志本人负责！”
高育良的指示清晰、果断，每一步都打在程序的关键点上，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却又是最狠辣的攻击。暂停职务，是隔离调查的第一步，也是将侯亮平从反贪局这个关键岗位上踢开的关键一步。
季昌明在电话那头，只能连声应允：“是，是，育良书记，我们坚决执行您的指示。报告我们马上准备，党组会也立即召开。”
放下电话，高育良缓缓坐回椅子上，目光深邃。他拿起内线电话，接通了祁同伟的办公室。
“同伟，”高育良的声音恢复了平静，“检察院那边的事情，听说了吗？”
祁同伟的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震惊”和“愤怒”：“老师，我刚听说！简直不敢相信！侯亮平他……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好了，现在不是议论的时候。”高育良打断他，语气转为部署任务的冷静，“你那边，准备一下。尤其是关于刘庆祝儿子留学情况的资料，要规范、严谨，要能说明侯亮平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针对性的威胁。另外，通知下去，明天上午……可能更早，召开政法委紧急会议，你准备发言，从公安系统规范执法的角度，谈谈这个事件的教训和重要性。”
“明白，老师！您放心，我马上准备！”祁同伟的回答干脆利落，带着一种磨刀霍霍的兴奋。
高育良放下电话，书房里重新归于寂静。他知道，棋盘上的胜负手，已经落下。侯亮平这枚过河卒子，由于自己的冒进，已经陷入了绝境。而他和祁同伟精心布置的局，正按照预定的轨道，一步步收紧。
郭自刚的第一时间报告，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的连锁反应，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向还试图辩解和自救的侯亮平，以及试图稳住阵脚的沙瑞金。汉东的夜晚，注定无人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