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会议室，窗明几净，深红色的环形会议桌映照着窗外略显阴沉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茶叶的清香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严肃与压抑的气息。全省政法系统工作协调会正在进行，与会者包括省政法委、公、检、法、司、安等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及部分班子成员，济济一堂，却鸦雀无声，只有会议主持者平稳的语调在室内回荡。
沙瑞金书记简短开场后，会议按流程进行。法院系统汇报了上半年案件审理效率和重点案件督办情况，司法厅谈了普法宣传和监狱管理的若干新举措。发言内容多是照本宣科，成绩罗列得详尽，问题则轻描淡写，用“某些不足”、“有待加强”等词汇一笔带过。会场的气氛如同温吞水，偶尔有轻微的咳嗽声或翻阅文件的声音打破沉寂。
侯亮平坐在靠前的位置，眉头微蹙。这种会议在他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是汉东官场某种惰性的体现。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大风厂案件的深挖上，飞到了对刘庆祝审讯可能取得的突破上。对他而言，真刀真枪的战斗在一线，而不是在这间铺着厚地毯的会议室里。他偶尔抬眼扫视会场，看到高育良副书记正襟危坐，面带惯常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微笑，而祁同伟则低头看着面前的笔记本，看不清表情。侯亮平心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但很快又被案件进展的急切所取代。
轮到省公安厅发言了。所有人的目光，或明或暗，都投向了祁同伟。按照惯例，公安厅的发言理应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专项行动战果累累，用数据和案例来彰显这支队伍的力量。祁同伟清了清嗓子，抬起头的瞬间，脸上惯常的圆滑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近乎凝重的严肃。
他没有按常理出牌。他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专项行动的辉煌战绩，也没有罗列破获了多少大案要案。他甚至没有看那份由秘书准备好的、厚厚的工作总结稿。他只是将手边一份薄薄的、装帧简单的红头文件拿了起来，指尖在文件标题上轻轻敲了敲，声音沉稳地开了口，语调不高，却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同志们，沙书记，高书记。前面几个部门的同志都讲得很好，很全面。我们公安厅呢，近期的工作成绩，相关的简报和统计数字，都已经报送给政法委和省委了，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会场，与几位重要人物有了短暂的眼神接触，最后似乎无意地掠过侯亮平的方向。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个可能被我们部分同志、在追求办案效率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忽视了的根本性问题——程序规范问题。”他扬了扬手中的文件，“最近，在配合其他兄弟部门办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厅里的一些法制专家、一线办案骨干，包括我本人，都注意到一些……嗯，一些可能影响我们汉东全省政法机关整体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程序性苗头、倾向性问题。”
会场里原本有些松弛的气氛，骤然绷紧了。几个原本在低头看手机或打瞌睡的中层干部，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配合其他兄弟部门”？“程序性苗头、倾向性问题”？这些措辞含蓄而精准，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那层维持着表面和谐的窗户纸。谁都知道，近期最需要公安厅“配合”，动静又最大的，就是侯亮平领衔的、针对山水集团和大风厂事件的专案组。一时间，窃窃私语声如同蚊蚋般在会场角落响起，又迅速平息下去。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祁同伟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会场气氛的微妙变化，他表情依旧严肃，甚至带着几分忧国忧民的诚恳：“正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最新版《关于进一步规范办案程序、保障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这份文件，虽然已经下发有一段时间了，但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尤其是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下，越是任务重、压力大，我们越要绷紧‘程序合法’这根弦，确保我们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他翻开文件，声音清晰而平稳：“下面，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再逐条、认真地学习一遍这份规定。有些是老生常谈，但常谈常新；有些是新要求，更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入脑入心。”
“第一条，”祁同伟开始朗读，他的语速不快，确保每个字都能清晰地传入与会者的耳中，“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明确，讯问必须在看守所或公安机关的专门讯问室进行，不得在规定的场所外进行讯问。对于重大案件嫌疑人的讯问，必须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应当妥善保管，随案移送审查起诉。”
读到这里，他稍微停顿，抬起头，目光看似随意地看向检察院席位上的几位副检察长，语气诚恳地补充道：“这一条，是硬杠杠，是防止冤假错案的第一道防线。全程录音录像，既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咱们办案干警自身的保护啊。现在科技发达，设备也普及了，这一条，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任何理由，比如设备故障、时间紧急，都不能成为不录音录像的借口。”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不少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侯亮平。谁不知道，侯亮平接手大风厂案子后，审讯力度极大，尤其是对关键人物刘庆祝，采取的是高强度、连续性的审讯策略。有没有严格做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没有在规定的讯问室进行？这些问题，像无声的疑问，在空气中弥漫。
侯亮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微微收紧了一些。他感觉到了那一道道或明或暗的目光，像细密的针尖扎在身上。祁同伟这一手，太高明了。他不是指控，不是告状，而是带领大家“学习文件”，站在程序和规矩的制高点上，让你有火发不出，有口难辩。
祁同伟仿佛浑然未觉，继续往下念：“第二条，关于讯问时间。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连续讯问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继续讯问的，连续讯问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并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这一次，他没有立即评论，而是缓缓地合上文件，目光扫视全场，语气变得愈发沉重：“同志们，这一条，是底线，是高压线，碰不得！疲劳审讯，变相体罚，这些都可能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理由。我们辛辛苦苦取得的证据，如果因为程序瑕疵而被排除，不仅前功尽弃，更会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形象。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也包括我们自己公安系统的同志，绝不能因为追求办案速度，就心存侥幸，触碰这条红线。有时候，慢一点，稳一点，恰恰是为了更快、更准地打击犯罪。”
“慢一点，稳一点”，这几个字，他咬得格外清晰。这几乎是直接针对侯亮平雷厉风行、追求速战速决办案风格的点评。会场里已经有人开始微微点头，尤其是几位法院系统的老法官，他们对程序正义有着近乎执着的坚守，祁同伟的这番话，显然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侯亮平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能感觉到，祁同伟正在精心编织一张无形的网，用冠冕堂皇的规定，一步步地收紧对他办案空间的束缚。这种阳谋，比直接的对抗更令人难受。
祁同伟拿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水，给众人留出消化和联想的时间。然后，他翻到文件的后面部分：“我们再看看关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规定强调，除涉及国家安全等特别重大案件外，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他开始详细解读律师会见的重要性，强调这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他甚至引用了几个因为保障律师介入权而成功纠正错案的典型案例，讲得头头是道，情理法理交融。
“……所以，我们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不能人为设置障碍，不能搞‘关门办案’。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律师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实际上是对我们工作的另一种监督和促进。”祁同伟的总结陈词，再次赢得了一些与会者，特别是司法厅几位领导的微微颔首。
整个“带领学习”的过程，持续了将近四十分钟。祁同伟没有一句直接提及侯亮平，没有一句批评反贪局的办案方式。他始终站在全省政法工作大局的高度，强调规范、强调程序、强调法治精神。但每一条规定，每一个强调的重点，都像经过精密计算的弹道，精准地指向了侯亮平目前调查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已经被对手牢牢盯上的“程序瑕疵”。
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之前那种温吞水的气氛早已被一种紧张、微妙甚至有些诡异的氛围所取代。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场看似常规的文件学习，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术反击。祁同伟用规则作为武器，将侯亮平推上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如果侯亮平继续坚持现有的激进调查方式，就可能被扣上“违反程序”、“破坏法治”的帽子；如果侯亮平因此而束手束脚，调查进度必然大受影响。
高育良副书记自始至终保持着温和的微笑，偶尔在祁同伟讲到关键处时，轻轻点头表示赞同，但他一言不发，仿佛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然而，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支持信号。
学习终于结束。祁同伟合上文件，恢复了他那略带谦逊的表情，对着沙瑞金和高育良的方向微微欠身：“沙书记，高书记，各位同志，以上就是我们公安厅结合近期工作的一些思考和建议。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但我觉得，在关键时刻，重申这些基本原则，非常有必要。我们公安厅一定带头严格执行各项规定，也希望大家共同监督，共同维护汉东政法系统的良好形象。我的发言完了。”
会场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然后才响起了礼节性的、并不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背后，是各种复杂的情绪：有心领神会的，有暗自担忧的，有隔岸观火的，也有像侯亮平一样，感到一股无名火起却又无处发泄的。
沙瑞金书记的脸上看不出明显的喜怒，他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目光深邃，说了句：“同伟同志带领大家重温了相关规定，很好。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下面，请其他同志继续发言。”
会议继续进行，但所有人的心思，似乎都还停留在祁同伟那场名为“学习”、实为“发难”的发言之中。侯亮平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无形之墙，又加厚了一层。祁同伟的这次出击，不仅是在向他示威，更是在向整个汉东的政法系统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游戏，要按他们的规则来玩。而这场围绕“程序瑕疵”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会议室的空调冷气似乎开得有些足，侯亮平却感到一股燥热，从心底里蔓延开来。他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