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院深处，一号楼的书房，灯火通明，与窗外沉沉的夜色形成了鲜明对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上好普洱茶的醇厚气息。高育良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批阅文件，而是与祁同伟相对坐在一组舒适的单人沙发上，中间隔着一张精致的根雕茶海。
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工作汇报，更像是一次师生间的私下交谈，气氛看似闲适，却透着一种只有他们彼此才能体会的凝重。高育良亲自执壶，娴熟地完成烫杯、投茶、冲水、出汤一系列动作，琥珀色的茶汤注入小巧的品茗杯中，动作舒缓，带着一种传统的仪式感。但若仔细观察，便能发现他眉宇间锁着一丝难以化开的沉郁。
祁同伟挺直脊背，双手接过高育良递来的茶杯，态度恭敬，但眼神锐利，时刻捕捉着老师脸上最细微的情绪变化。他知道，高育良在这个时候叫他来家里喝茶，绝不仅仅是为了品茗闲聊。
“同伟啊，”高育良轻轻吹开茶汤表面的热气，声音温和，却开门见山，“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汉东能这么快稳定下来，你功不可没。”他先定了调子，是肯定，也是铺垫。
“老师言重了，”祁同伟微微欠身，将茶杯放下，语气沉稳有力，“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了，没有您在省委掌舵，定下‘稳中求进’的大政方针，我们下面的人就算再努力，也是无头的苍蝇。现在的稳定局面，关键还是靠老师的威望和正确的领导。”
高育良摆了摆手，似乎不想过多纠缠于相互的褒奖。他抿了一口茶，目光投向窗外无边的黑暗，仿佛要看穿那夜色背后隐藏的东西。“局面是稳住了，但有些时候，稳，不代表高枕无忧。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祁同伟心念一动，知道主题来了。他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给高育良充分表达的空间。
“我最近总是在想李达康同志，”高育良将目光收回，落在祁同伟脸上，眼神里带着审视，也带着探讨的意味，“你看他在京州，搞他的光明峰项目，抓他的Gdp，劲头很足，表面上也对省委的决策坚决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隔着一层东西。”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上次讨论林城开发区规划，他的那个态度，你也看到了。效率，效率，还是效率。他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全是发展，是速度。这本身没有错，改革开放就是要讲效率。但是，同伟，治理一个大省，尤其是汉东这样刚刚经历风雨的省份，仅仅讲效率就够了吗？平衡、协调、可持续，还有……政治上的共识，这些难道不重要吗？”
高育良的语调逐渐升高，带着一丝学者式的论辩色彩，也透露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担忧。“我提出的那个综合平衡方案，他最后虽然同意了，但那种勉强的姿态，那种隐藏在客气下的不以为然，瞒不过明眼人。我担心，达康同志……并非与我们同心同路啊。他现在是蛰伏，是因为时机未到，或者力量还不够。一旦让他找到机会，以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会不会又成为汉东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甚至……一个强大的对手？”
祁同伟认真听着，大脑飞速运转。他理解高育良的担忧。李达康确实是个异数，能力超强，个性也极强，在汉东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更重要的是，李达康走的是一条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路线，与他和高育良这种更注重权术和阵营整合的风格截然不同。这种“不同路”，在权力格局中往往比明确的敌对更危险，因为它难以预测，也无法用简单的非友即敌来界定。
“老师，您的担心有道理。”祁同伟缓缓开口，他没有直接否定高育良的判断，而是先予以认同，这是对老师权威的尊重，也是谈话的技巧。“李达康确实是个能人，也是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想做事，也想做大事，这是肯定的。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坚定而充满说服力，“老师，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他翻不起太大的浪花。”
“哦？说说你的看法。”高育良身体微微前倾，显露出兴趣。
“首先，大义名分在我们手里。”祁同伟条分缕析，思路清晰，“您是名正言顺的省委书记，是汉东的一把手。这是组织程序决定的，是中央的任命。李达康再强，他也是您的副手，是京州市委书记。在党的组织原则下，他必须服从省委的领导，维护班子的团结。公开挑战您的权威，就是挑战组织原则，这个政治风险，他李达康承担不起。上次林城规划，他最后不也妥协了吗？这就是明证。”
高育良微微颔首，这点他承认。权力的合法性，是最大的压舱石。
“其次，”祁同伟继续道，“汉东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震荡，现在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央对汉东的期望，也是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李达康是想要政绩，但他想要的政绩，也必须建立在汉东整体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如果他为了个人意气或者不同的施政理念，就挑起新的纷争，破坏稳定大局，那么，首先不满的不会是您和我，而是盼着过安稳日子的干部群众，甚至是……上面。”祁同伟用手指轻轻向上指了指，意味深远。
“上面……”高育良喃喃自语，眼神闪烁。祁同伟点到了关键。在高层看来，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向好的汉东，远比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汉东更重要。谁破坏了稳定，谁就可能失去高层的信任。
“第三，”祁同伟的声音更加沉稳，带着一种掌控局面的自信，“我们手里有牌。政法系统，我经营了这么多年，不敢说铁板一块，但核心力量是牢固的。宣传、组织等重要部门，也都在我们信得过的同志手里。李达康在京州或许能说一不二，但出了京州，他的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他那个‘沙瑞金旧部’的标签，在现在的汉东，可不是什么加分项。”
祁同伟的分析，像是一剂强心针，试图驱散高育良心头的阴云。他试图将高育良的视角，从对李达康个人的担忧，拉回到对整个权力格局的宏观审视上来。
“所以，老师，”祁同伟总结道，语气恳切，“我认为，对李达康，我们要采取的策略是‘用’和‘防’结合。用他的能力来发展经济，特别是搞好京州这个龙头；防他的异动，通过组织原则、舆论导向和必要的制衡手段，将他约束在框架之内。只要汉东的大局稳得住，经济发展得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那么，个别不同的声音，就掀不起风浪。大局，始终是决定性的！”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缓缓端起已经微凉的茶，喝了一口。祁同伟的逻辑是清晰的，分析是有力的，也符合他作为实际操盘手的现实主义风格。但高育良内心的忧虑，似乎并未完全消除。这种忧虑，不仅仅源于李达康这个具体的“人”，更源于一种更抽象、更难以言说的“势”。
“同伟，你的分析很有道理。”高育良终于再次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也带着一种更深沉的思虑，“从权力格局和现实操作层面看，或许确实如你所说，李达康不足为惧。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再次变得悠远：“我担心的，有时候不仅仅是具体的人和事。我最近总在看些历史书，也在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路线，强调稳定，强调平衡，强调在既有框架内解决问题。这本身没错，是符合现阶段汉东实际的。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一种来自更高层面的、意识形态上的压力？”
祁同伟眉头微蹙，有些不解地看着高育良。他更擅长处理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危机，对于这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压力”，他的敏感度远不如高育良这位学者型官员。
高育良进一步解释道：“我是说，上面，或者说，某种主流的舆论风向，会不会认为，‘高育良模式’过于保守，过于注重权力平衡和内部整合，而在深化改革、打破壁垒、激发社会活力方面，魄力不够？而像李达康那样，虽然行事霸道些，但雷厉风行，敢于打破常规，追求极致效率的风格，会不会在某些人看来，更符合‘改革闯将’的期待？”
他叹了口气：“有时候，稳定是成绩，但有时候，过于四平八稳，也可能被解读为‘惰政’或者‘缺乏改革锐气’。我担心的是，如果这种看法在某个层面形成共识，那么，即使我们在汉东内部做得再好，局面再稳，也可能在一种无形的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李达康，或者具有李达康那种特质的人，反而可能获得某种潜在的……同情或者支持。”
这才是高育良内心深处最大的隐忧。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现有的格局之上，他的施政理念强调稳固和秩序。但如果外部的风向变了，开始推崇另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创新和改革激情，那么他和他所代表的“稳定派”，就可能从政治正确变成保守落后。这种风向的转变，往往不是通过明确的文件或指令，而是通过一种微妙的舆论、评价标准和人事意向的变化来体现的，防不胜防。
祁同伟听完，陷入了沉思。他不得不承认，高育良的忧虑，触及了一个他之前思考较少，但确实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挑战。这不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不同治理理念和路线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碰撞。
“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很深刻。”祁同伟的语气变得凝重，“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应对的战略性问题。但是，我认为，无论外面的风向怎么变，最终还是要靠实绩说话。只要我们汉东能继续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那么，任何基于理念的指责都是苍白的。实绩，是应对一切质疑最硬的底气。”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至于李达康，如果他或者他代表的某种‘风向’，真的想凭借外部可能的‘同情’来挑战现有的秩序，那我们也不能只是被动防御。在必要的时刻，我们也可以主动出击，让上面，让所有人看清楚，到底哪种模式才能真正带给汉东长治久安和实实在在的发展！”
祁同伟的话，既有对高育良忧虑的理解，也再次强调了以我为主、立足实绩的根本策略，最后则露出了必要时敢于亮剑的锋芒。
高育良看着自己这位最得力的门生，眼神复杂。祁同伟的坚定和果断，是他所需要的定盘星。但祁同伟身上那种过于强烈的现实主义和行动主义倾向，有时也让他隐隐感到不安。他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理论和秩序的稳固，而祁同伟则更相信权力和手段的控制。
“或许你是对的，同伟。”高育良最终没有继续深入这个沉重的话题，他重新给两人的茶杯续上水，“眼下，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根基稳固，才能不怕风浪。只是，这份忧虑，就像这杯中的茶叶，沉下去了，但味道还在。”
书房内的谈话暂时告一段落，但高育良眉宇间那缕因李达康和不可知的“风向”而生的忧虑，并未完全散去。它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权力的最深处，等待着未来某个时刻的生根发芽。而对祁同伟而言，这次谈话让他更加明确，守护现有的格局，不仅需要对付暗处的冷箭，还需要警惕来自不同理念层面的挑战。他的“防火墙”，需要筑得更高，也更广。